浙江义乌革命元勋、学术耆老陈望道(5)

（五）

1932年2月3日，也就是“—·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陈望这与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43人，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抗议日本侵华暴行。2月8日，上海著作家们又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推选陈望道为秘书长，由他和各部正副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执行经常会务。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地下党员和左翼作家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一组织。它的任务是援助罢工工友，慰问前线将士，救济失业工人，筹募经济物品，主持出版刊物，并设法扩大国际宣传，以及联络各团体，组织全国性的民众抗日机构等。陈望道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努力。

在此后的几年期间，陈望道从事的社会活动是很多的。

1932年7月，为营救绝食8日危在旦夕的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与柳亚子、茅盾、鲁迅、郁达夫等3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释放被害者。

1933年3月14日，上海中国学术界冲破重重阻挠，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陈望道不顾反动当局的戒备森严，特务密布，毅然同蔡元培等到会做了演讲，分别介绍了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成就。为了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他离家时故意不带钥匙，以示决心。

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杀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1933年5月，陈望道与郁达夫、鲁迅、叶绍钧、茅盾、洪琛、杜衡、田汉、丁玲共9人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当国民党反动政府用最卑劣最凶残的手段，秘密杀害了殷夫、冯铿、胡也频、柔石等5位革命作家，又无理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和潘应人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此事发出了《反对白色恐怖宣言》。陈望道同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柳亚子等三四十人，也联名致电南京政府以示抗议。他还参加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积极从事营救丁玲、潘应人的活动。

《太白》终刊以后，陈望道曾应邀赴广西桂林、良丰省立师专及广西大学任教。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他辞去了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回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陈望道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亲自到难民所去开展扫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传工作，成为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组织者。1938年，他曾在中共地下党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以后，他又与陈鹤琴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担任副理事长。同时，他还主编《每日译报》、《语文周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新语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密切配合战时推广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陈望道于1938年在语文学术界发起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总的倾向是要革新《马氏文通》以来，我国的文法研究不从汉语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方法的习气。

1939年，敌伪势力已入侵租界。由于陈望道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伪的注意，特务机关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他不顾这些，于11月份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名义，发起举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坚持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字改革宣传。

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到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在他任新闻系主任期间，亲自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成为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馆内收音室经常收听延安广播，凡有新华社的重要新闻，一经收录下来，立即传遍复旦校园，因而这里又被复旦师生誉为“夏坝的延安”。这事不久即被中统特务发觉，蒋介石亲下手谕，责令朱家骅对陈望道等人严加注意和查办。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还主张民主办系。他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自己长期以来为之艰苦奋斗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民主办系的一个政治纲领。为此，他在新闻教学的建设中，特别强调要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所谓“好学力行”，就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打成一片的条规。为体现“学行并重”的办学精神，系内创办了各种壁报和刊物，并自设通讯社——复新通讯社，陈望道自任社长。在系里还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开展分析时事、讨论问题以及研究学术等活动。他还邀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报人来校讲课，这样做，既扩大了师生的眼界，也加强了与新闻机关的联系。复旦新闻系在他的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使新闻系由原来不著名的一个小系，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大系。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是重庆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的联络中心，而新闻系又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中共地下党的很多同志都在新闻系工作。从该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有的奔赴抗战前方，有的辗转到了延安。但是，学校当局却把新闻系视为眼中钉，不断对系主任陈望道施加压力。在学校大礼堂的一次集会上，校长公开骂陈望道提倡新文字是“消灭中国文字”，是“连文字也想割据的‘亡国灭种’之举”，并扬言要把他赶走。陈望道听了十分气愤，便向文学院院长提出辞呈。新闻系学生闻讯赶忙出来挽留，并传出消息，若挽留不成，将发动罢课以示抗议，才迫使校长三顾陈的寓所，向他当面致歉。

风波平息后，新闻系的学生为陈望道召开了一次尊师晚会，表示对系主任的全力支持。在会上，学生还向他赠送了一块“永远领导我们”的匾额。事后他激动地说：“我又重新看见了前面的红太阳照耀着我前进！”

陈望道在重庆期间，虽然处在敌特的严密监视之下，仍坚持为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受压抑的，没有行动自由；曾一度想去延安，但无法通过青木关（向北方必须经过的关口），不能成行。于是他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支持当时正在形成和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上。他曾亲自对指定同他联系的地下党同志说：“请把党的意图告诉我，把反动学生的名单告诉我，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鉴于他一贯的政治立场，中共地下党组织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还曾向他表示，欢迎他及早回到党的组织中来。但他考虑到当时的斗争形势还很复杂，自己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就诚恳地向党组织表示：“现在还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来的。”他的住处，即学校北面东阳镇上一个名曰“潜庐”的院子，实际上已成了地下党同志的会议室和《学生导报》的办公室。他和复旦的其他进步教授先后受到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切邀见。这使他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去进行不懈斗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