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宰相周必大(2)

他对古代轻商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当今应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但这还不是富国之本，应“躬行肝陌，视民如子”，促进农业的发展。他的这种见解，不但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三是安民。孝宗即位不久，四川部分饥民闹事。皇帝忧之，问必大怎么办才好。必大认为百姓是因穷困才闹事，应下诏书去安抚，并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按此行之，果然见效。淳熙年间，长江两岸久旱不雨，必大请求“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这次赈灾活动，受到孝宗的嘉奖。

又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必大奏请皇帝减少后宫开支以赈灾，并命省部拨款抚恤。必大的这种民本思想，对稳定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是政修。他认为，政通人和，社会安定，才能抵抗外敌。如何才能做到“政修”？第一要择人才。他对“秦桧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的现象很是不满，于是奏请“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他还建议“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明《究简录宰辅列传》)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手以采纳。第二是考官吏。他认为，官员太多，不少是不称职的或是无事可干的，这样，民众则受害。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就是对官吏的实绩进行考核。“考绩而升础之，则智者用，愚者伏，贤者进，不肖者逐”(《省斋文稿》卷十一《策》)。第三是固职守。当时，委州太守四年换了五个，平江太守四年换了四个，必大认为，这种现象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应相对固定，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职，使他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而后离开。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决心改正这种弊病。

在外交方面，必大始终抱着不亢不卑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爱国政治家的骨气。高宗死时，朝廷的主和派请求派使臣向金人送协告，必大予以阻拦。后来，金使到了，有人提出应换掉孝服，穿宫袍接见，必大坚决反对，坚持穿孝服“就帷瞌引见”。有一次，南宋派赵雄去金国送国书，大臣们议论受书的礼节，必大说，我国与金是以叔侄之情相亲，尊卑名分已定，决不能自卑。有一次，传说金国将受到外敌攻击，而把军队调防保卫京城，南宋有的大臣认为这是向金国进攻的好时机。必大分析形势，认为不能出兵，要慎重一点。过了不久，证实传说是假的。皇帝说：“卿真有先见之明。”

纵观周必大的一生，可以说是幸运的。他凭着自己的才华、胆识和品格，受到了几代皇帝的器重。他在翰林六年，“制命温雄，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南宋书•本传》，下同)。高宗读了他的策后，赞叹道：“掌制手也”。必大任中书舍人时，所进谏之言，切合实际，无一空论，并且敢于直言，深得皇帝赞许。孝宗常去球场玩乐，必大认为有碍于政务，劝他“自爱”。孝宗说，你的忠言很好，仇耻未雪，我不应该贪图玩乐。并且，赞扬必大“不迎合，无附丽，联所倚重”。(《宋史•本传》，下同)于是升他为侍读。必大任参知政事时，处理军政大事.公私分明，且又果断。皇帝嘱咐道：“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做了丞相之后，必大更是朝中砾柱。孝宗病重，传位给太子时，特嘱托他辅佐新君。光宗登位，问必大当世急务，必大说，要选用好人才，广开言路。宁宗即位，又向他求言，必大说要注重崇俭、久任等四事。可见，四代君王，都对必大比较信任。

但从周必大成长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也不是一叫风顺的。他4岁丧父，由母亲督促他读书；12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走上仕途后，忠君爱国的思想一直未变。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他直言进谏，公正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也得罪了权贵，几次被贬出京城。如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因反对权臣瞿婉容提倡的“碍止法”，被贬知南剑州，改任福建提点刑狱；乾道九年，因反对贵威干预朝政，被解除兵部侍郎兼侍讲之职，去建宁任知府。绍熙年间，必大为左丞相，授何糖为司业。可何糖嫌官小职微，不愿去任职，而右相留正，则奏请改任，并提升了他。因此何糖感谢留正而怨恨必大。当何檐升任台谏后，便弹劫必大，致使朝廷免去了必大左丞相之职，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再以少保充醋泉观察使。必大不赴任，又降为荣阳郡公。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必大再三上表引退，结果以少傅致仕。他退休在乡后，在朝的韩倪胃等权臣还指责必大、留正等“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御史施康年又弹劫必大“首倡伪徒，私植党与”。于是，必大便降为少保，第二年才复为少傅，算是恢复了名誉。而这时，必大已经七十六岁了。他虽退休多年，却有罪名在身。不过，心胸宽阔的周必大，不会因此而过于苦恼。他对官场早有较清醒的认识，壮年时，就写过“从来仕途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的诗句。往事如烟，功利如水。周必大从庐陵出征，经坎坷，历风雨，取功名，创伟业，终于又回到出生的地方，血肉与灵魂同庐陵大地永远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