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纸钱风俗(2)

贞芳子

从巫觋走向庙堂

纸钱的灵活性,使得地上与地下的金钱交易得到实现,这种交易要通过巫觋来进行。男曰巫女曰觋,巫觋主要基础在民间,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巫觋与鬼打交道。消灾、延寿、祛病、求安,必须与巫觋谋其事,烧纸钱也不例外,得召巫觋到场。巫觋主持民间的纸钱仪式,在小说中屡屡提及,聊举数例,如:唐张读《宣室志·太原王坤》:王坤与鬼婢过小吏门,“即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宋洪迈《夷坚支志庚·金神七煞》:“予叔父中造牛栏于空园,术士董猷见之,曰:‘栏之一角犯九梁煞,当急解之。’呼巫焚纸钱埋桃符以谢。”

巫者受托,致纸钱与鬼吏、鬼卒等等,求再生、治病、求雨、解煞,几乎无所不能。魏晋以前治鬼、驱鬼、祛病,巫者是恳求,更多是借助天帝、泰山神威严,以黄帝使者身份对付地下幽灵。唐宋时用纸钱贿赂。以利相诱,两者比较,后者显得合乎世间情理。

纸钱是随葬的冥币,只能用于鬼,照理不能够用于神,可是巫觋一向是神鬼不分,自然而然地把纸钱用于神灵。南齐废帝东昏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只是传说而已,纸钱何时超越出冥币的使用范围,至今还不清楚。宋高承《事物纪原·吉凶典制·寓钱》:“其祷神而用寓钱,则王玙始耳。今巫家有焚奏禳谢之事,亦自此也。”唐代中期王玙以纸钱祷神,这是明确史载:“玙专以祀事希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佑,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旧唐书·王玙传》)巫觋行为进人道教本来并无大碍,所以王玙将纸钱祷神,合乎道家情理,并不出格。

事鬼与敬神毕竟是两回事,纸钱是难以正式纳入国家祭祀制度的。不过官家依然按照俗家惯例,在丧礼和祭祀亡灵中使用,五代及宋皇室都有这种举止。《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献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新五代史·杂传·杨光远》:“光远曰:‘我北伐时,尝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宋陶谷《清异录·丧葬》:“周显德六年,世宗庆陵钻土,发引之日,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予令雕印文字,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宋朝皇帝丧事例用纸钱,并且将纸钱纳入勋戚大臣的丧礼。《宋史·礼志二七》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凡凶仪皆有买道、方相、引魂车、香、盖、纸钱、鹅毛、影舆、锦绣虚车、大舆、铭旌、仪棺、行幕,各一”。

在元代刊本(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342页)中,西汉吕后“至河边排列香案羊酒贡献河神”,在香案中间就有成串的纸钱,这反映在宋元时代官方把纸钱用于祭祀的情况。

纸钱以贱值之纸作礼敬鬼神之物,本乡野巫觋苟且之事,朝廷袭用俚俗的礼节有点不伦不类。在中唐王玙充祠祭使用纸钱起,就引起一些官员不满。当时就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反对:“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后晋刘昫等史臣曰:“玙假于鬼神,乃至将相,既处代天之位,爰滋乱政之源。国祯妖人疑众,妄恢其祀典。”(《旧唐书·王玙传》)从巫推导到乱政,似乎过于严重,以妖孽视之亦过于认真。纸钱的焚化与佛教的仪式有一定的关系,无论从宗教还是风俗,都与传统礼仪是相悖的。

《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中者矣。”使用纸钱天子与鄙俚相等,先王制度扫地,宋代官员虽然极力反对,官家宁可从俗,也不想先人银钱短缺。宋袁襞《枫窗小牍》卷下:“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掷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帝王家以世间情理理解冥间,有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味道。

这只能说明,纸钱之于社会,已经深入人心,虽贵为天子难以摆脱这种情怀。实际上宋代士人对纸钱一直存在两种观点,或废或用各执一辞。纸钱就在这种争议之中存在,成为最有特色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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