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茂荫家训诠释徽州家风(2)

尽孝齐家，正德立身传家风

尽显祖德流芳。王茂荫齐家思想深受其祖母方太夫人影响。方氏遵循传统道德，深明大义，治家有方，备受敬重。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三十四的王茂荫及第进士，备官户部后，乞假归省，其祖母谆谆告诫：“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至多金也。 ”道光十七年(1837)，方氏八十寿辰，已在户部任职的王茂荫乞假省视，祖母告诫他的还是“吾家虽贫寒，粗足自给，愿汝善守身，不愿汝积多金也。 ”王茂荫自己遵循祖训，并以其自身言行发扬光大，他要求儿孙自觉传承其家风。咸丰八年(1858)，他续作《家训和遗言》写道：“诸子都已成家，此后各自努力成人，我亦管不了许多。即我身在，儿辈不遵教训，亦属无益。若知无爹自责志，思我遗言，听好话，行好事，交好友，则如我在一般也。 ”

力求忠孝两全。王茂荫极尽孝道，也是其祖母的延伸。方氏对待老人十分孝顺，侍奉卧床婆婆十年，无半句怨言，在乡里广为传颂。王茂荫祖父客死他乡，方氏强忍中年丧夫之苦，还百般开导婆婆老年丧子之痛。王茂荫在京任职，未携家眷，主要考虑祖母、母亲年事已高，留夫人、子女在家代其尽孝。他认为“孝弟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他要求其子：“叔(指王茂荫弟弟)等在上，汝辈须恭敬，一切要遵教训，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而且不但在大家庭内，要主动孝顺长辈，“他日分居时尤宜切记”，他还告诫子孙“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他用“能吃亏是大便宜”来诠释有舍才有得所蕴含的哲理，并且他还强调这个道理“不独家庭宜然，凡与人交皆宜如此”。

传承乐善好施。王茂荫传承了古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理念，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他生活简朴，资助孤寡者，却习以为常。乡亲族里，修桥补路，建庙修祠，则量力捐资。他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其启蒙老师王子香，家道败落后，王茂荫招来王先生儿子，勉劳励勉，寄钱资助。王茂荫不但自己慷慨解囊，他心系乡党，极力倡导族群团结、安居乐业。他为家乡“承庆祠”的楹联写道：“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 ”

保持平民心态。王茂荫虽为京官，但始终保持平民心态，除衣食住行、族亲往来等日常生活外，在婚丧嫁娶上也保持一颗平民心。如：对其小女儿婚事，完全没有名门千金、门当户对观念，他在《家训遗言中》写到：“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惟人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送出门，便算完我心事”。又如，在对待修建坟墓态度上，王茂荫倡导“厚养薄葬”，不讲排场，不但其死后坟茔陋如平民，为其长辈修坟也简陋不虚费。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王茂荫给弟弟写信谈及给父辈建坟一事，要求：“只要将穴墩做好，以便验看，四边陪衬规模，均待真用得后再做”。

治国安邦，青史留名平天下

直言敢谏只为国。王茂荫为人耿直，不避权贵，力持正论，敢于启奏他人不能言、不敢言的奏议。在其供职的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大清王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朝廷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王茂荫一直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向皇帝提出经济、人才、军事等方面谏议。甚至因反对发行不可兑现纸钞受到“严行申饬”而调离户部、至兵部任职后仍致力于“团防”，并坚持谏言。王茂荫自咸丰元年(1851年)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呈递首份奏折以来，十年间(不含“开缺”四年)，上奏百余份，其中不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那样，直指咸丰皇帝声色犬马的逆耳“死谏”。歙县清末翰林许承尧曾说过：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就足以青史留名。王茂荫不但自己刚正不阿，还要求子孙后代传承他直言敢谏品格，他告诫子孙“他日有如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

舍身报国志不摧。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在《家训遗言》中多次提到“蒙上恩超擢”、“叠沐覃恩”等。他虽知道所获“恩宠”“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但仍感皇恩浩荡，决心以身报国。咸丰元年(1851)六月，王茂荫丁父忧三年，服阕，回户部供职，本打算“坐以二年为期即行告归，”然而，“自上年来，贼氛日炽，时事日艰”，自知“临难而逃，实所深耻，遂立意不告归”。认为自己“通籍食禄已二十余年，而敢于军书旁午之时作抽身而退之计乎，义无可逃”。咸丰三年(1853)六月，续作《家训和遗言》写到：“现在逆贼肆乱”。“自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诚知不足塞责，然才力有限，舍此则恐有辱国辱身之患，故不能作他想也”。王茂荫以身报国之心可鉴，在其临终前，仍嘱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语“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不可阿谀求荣。

青史留名平天下。王茂荫生不图名，死后却流芳千古。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王茂荫在籍病故后，皇帝谕旨给予“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评价。朝野赞声鹤起，“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称的大学士祁寯藻挽联赞曰：“谏草逾万言，每读焚余心事，光明照青史；交情获三益，最伤别后手书，感恻念苍生”；时任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曾国藩挽联赞曰：“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李鸿章所作《诰授光禄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铭》，更是记录了王茂荫修身报国的一生。同治六年(1867)，德文版《资本论》出版，在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83号注脚中提及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成了《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同年，《王侍郎奏议》刊刻行世，后两次“补遗”刊刻，共收录其奏稿103篇。此后，《王茂荫列传》、《王茂荫集》、《王茂荫年谱》等记载王茂荫生平、思想的书籍、文章相继刊行，广泛传播王茂荫治学、为官、修身、齐家思想。如今，王茂荫已经成为黄山市廉洁教育的典范。

撇开王茂荫所处朝代的历史局限性，他一生秉承的求知、廉静、求真、忠孝、民本思想，依然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和谐社会(“平天下”)建设的坚实基础。王茂荫的“家训”也绝非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诲或嘱咐，更是凝结他一生求学、为官、做人的感悟，也是对徽州家风、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