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乐安流坑的历史文化(2)

四、深厚的农商耕读文化底蕴

流坑村始建于五代南唐（937年-975年），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村落。全村姓董，自称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后裔，实行可靠的开基祖为董合——拥有多方土地的庶族地主。

在隋唐以前，这里是一片静谧幽深、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南唐时董合来到这里时，这里“犹是鱼凫之境”(同治《永丰县志》)。借助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董氏家族逐渐发展为科甲兴盛、仕宦迭出而称雄于江右的大家族。北宋初年，流坑董氏抓住了朝廷佑文轻武之机，倾其资产，大兴学馆，广育人才。结果历代科甲鼎盛，名儒显宦迭出，使其由庶家而跻身官族，得到迅速发展，走上了一条以儒名家、科举兴族的道路。宋代流坑有书院多座，到明代万历时有书院、学馆 26 所，清代道光时有 28 所，现在仍保存下来的文馆就是明代末期修建的大型书院。一方村落，竞有如此之多的书院、学馆，足见董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除书院建筑外，村中还有不少纪念性文化建筑，如状元楼，翰林楼、五桂坊遗址等。有宋以来，全村共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78人，上至参知政事、尚书、翰林、御史、下至知县、主簿、教谕，计100多人，还有两名御医和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学士。

明代中期以后，流坑科举渐趋式微， 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乌江上游的金竹、招携等地， 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的三湖、樟树、南昌等埠， 甚至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清代， 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为流坑董氏所垄断，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 出现了竹木贸易的行会组织——木纲会， 并依靠宗族的力量控制了乌江的竹木商运。竹木贸易的突出发展，给流坑社会带来了极为深刻和显著的影响，商人在数量上、经济上、政治地位上后来居上。许多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先是买山置田，营造住宅；继而修祠堂，筑路桥，开学堂，以光宗耀祖；甚至捐官买爵，从而由贾利之人成为绅士及至官宦。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使流坑村又一次繁荣兴盛。同时，受长江中下游商品贸易发展的影响，流坑村商品农作物的比例增加，水稻等传统作用种植面积减少，甘蔗、蓝靛、烟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

五、中国农村封建宗族社会的典型

从南唐至今的一千多年中， 流坑董氏一直单姓聚族而居，既为董氏宗族活动奠定了客观基础，又形成了传统宗族文化的牢固载体。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是流坑董氏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宗族的重要支柱。今天，流坑村仍较为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农村封建宗族活动的遗存：版本众多的宗族谱牒，遍布村巷的宗族祠堂，转型之中的宗族活动，丰富多彩的宗族文化。修家谱，按照父系血缘关系将族众联结在一起，是维系宗族制度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宗族组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流坑董氏，南宋初年开始修谱，至明万历，先后经五修，成四谱，曰：“原谱”、“旧谱”、“新谱”、“重修新谱”，以后逐 改为由各房派修房谱。

至今，村中仍保存明万历族谱3本，各房谱牒20多个版本，各种谱牒保存完好，是研究流坑董氏宗族发生、发展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明万历族谱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书写、雕板、纸张、印刷都属上乘，被专家誉为文物藏品中的稀世珍品，很有价值。如果说修族谱只是从精神上训导族众“尊祖敬宗”的话，那么修建祠堂，参加祠堂中围绕祭祖而展开的各项宗族活动，则无疑可以使宗族成员普遍地、经常地、直接地、形象化地感受到宗族文化的精神。流坑村内宗庙祠堂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明万历年间村内共有 26 座祠堂，到清道光年间增至120座，现在仍保存有祠堂100座，成为流坑一项突出的人文景观。除撰修族谱、修建祠堂、祭祀祖宗外，流坑董氏还采取了强化族领、制订族规、增置族产，开展丰富多采的宗族文化活动等许多措施，不断增强家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流坑村是一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居住聚落，是全国首批十二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江西省第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整个村落沿乌江展开，垂直乌江布置七条东西向巷道，并与村西龙湖旁一条南北向的竖巷相连，形成七横一纵的巷道格局，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村落布局既体现了血缘村落的宗法组织关系，又反映出当时城邑建设中巷道布局的规划思想。流坑古建筑数量众多、类型齐全、规模较大，保存了一批有确切年纪的明代及清早期，且具有赣中传统风格的民居，被誉为“江西明清建筑的标准器”。

流坑历史文化名村在聚落构成、建筑形制、价值观念上都集中体现了地域特性。崇文尚儒的耕读文化，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反映出明、清、民国等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面貌，对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江西社会发展和中国宗法制度下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具历史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