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对财政的影响及公共服务情况，这是笔者6月湖北调研的另外两个重点。

　　一路上，我都在和访谈对象“算帐”。

　　比如相对富裕的A县，工资收入每年的平均标准是每人两万三千元左右，县里总人口是九十万，财政供养人口近两万，因此一年工资性总支出是4.6亿元。后来才知道，这个推算的数据低估了实情。当地的财政预算案显示，工资支出实际接近6亿，而机关运转的其他日常支出是3.5亿左右。也就是这两项开支相加就是9.5亿元左右。有意思的是，当地一般预算收入(也就是县里自己赚得可公开的资金)一年只有6点多亿元。因此，按这个标准，不用说什么“吃饭财政”，其实就是“要饭”财政。

　　再到B县，一个五十来万人口的县，财政供养人口有一万七千人左右。具体每个供养人员的支出，当地没有提供。比较保守的估计是每人的标准是每年一万六千元。因此，工资开支是2亿7千。就是这个数，已经是非常惊人。当地2008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亿多元。也就是说，当地的税务部门一年忙到晚，收入只有工资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从两县情况也明确显示着区域间人均财力的差异。

　　之前已有无数的学者、领导们要求公务员要涨工资，“高薪养廉”。从1997年到现在，大幅调薪已进行了六次了。如果1997年年初，一个科长每月的职务工资是216元，那么到现在，就已经调到了510元——而这只是工资构成中的一小部分。

　　加薪政策对财政的压力不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财政部科研所还有一个专门的调研，谈到公务员欠薪问题。不少的报道说县乡政府连员工的工资发放都不能到位，但这个不能到位并不是说八月的工资九月发，而是没有按该给的标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很有针对性地说，“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但是，初步证据表明，在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之后，欠薪问题在县一级还是比较严重。

　　因此，这样的财政困境下，A县领导形象地说，“一跑政府项目，向上级要资金，二跑企业投资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于招商引资的种种负面影响，笔者不讨论。就说这个工业园区，A县除了有一个国家级工业园，自己在筹建的就有四个工业园。这些工业园的引资清单上，除了刚才所说的鞋业，还有花炮、水泥和玻璃制造等。好消息是，这些工业园区的确给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可以商榷的问题也有，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到底还剩下多少耕地?另一是工业园真是用来发展工业吗，还是另有所图(比如开发房地产项目)?最后，工业园的集中作业是否能降低环境污染?

　　不过，就是这种财政收入有增长的状态下，许多研究提到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在下降。笔者实地访谈的结果也是如此。

　　除了教育、医疗和道路等方面，上级专款较多。其他的，包括水利、农机等事关农民发展能力的服务却大为减少。武汉一位高校的老师如是说，“近年来的改革(包含农村税费改革)把政府做坏事的能力去掉了，做好事的能力也给去掉了。”有做好事的愿望，但如何形成做好事的机制，这是基层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组织的一个很大转变就是原有的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衰落了——虽然当初服务中也有各类问题，但总体对农村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表现在乡村公共组织逐步从农民生产、生活服务领域退出。利益减少后公共组织也缺乏动力。取消村“两工”(积累工和义务工)变“一事一议”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农户合作解体、市场交易失灵和政府公共财政缺位的三重困难。

　　在2005年的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一位官方负责人就说到：“2004年至2005年度，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投工比1998年至1999年度下降了近七成，完成土方量下降了近六成。”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农民更加理性地算计，也可以理解为政府组织能力的不足。一些学者也说到，不向农民收税，又不是农民选出来的，应该用什么机制促使基层更多为农民服务呢?

　　上级的好心是否就一定会办成好事?薪酬过低当然不好。可是，自上而下的文件说公务员将有多高多高的提薪，一旦政策落空后，又是基层政府两头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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