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广为流传：“求职无门，美国毕业生到中国找工作。”作者试图以近10名美国毕业生的中国故事证明，金融危机后，上海和北京正成为美国应届毕业生寻找机会的新目标，甚至不会说中文也不影响他们在那里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一些有中国经历的读者则对此嗤之以鼻，“中国岂是那么容易混的地方？”

　　美国大学毕业生丹尼斯在北京西单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月租２０００多元，空且旧。他正忙活着给房子刷上乳白色的油漆。

　　今年毕业于杜克大学后，丹尼斯发现自己漂亮的求职简历，在美国的就业寒冬面前和废纸没两样，他把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中国，并很快收到一家知名公关公司的邀请，做带薪实习生。

　　“崇洋媚外早过时了！”

　　金融危机后，七成美国本土企业削减招人计划甚至不再招收应届毕业生，中国与欧洲成为毕业生们出国寻找机会的首选。空降而来的美国毕业生，会不会抢走本已稀罕的属于中国应届毕业生们的饭碗？

　　丹尼斯的确做到了。这家公关公司的招聘信息是他的中国朋友、中国的应届毕业生徐臻告诉他的。徐臻至今没有收到回复，而丹尼斯次日便接到了面试通知。“这是一场公平竞争，我们迟早都要面临这样的国际竞争。”徐臻并不惊讶。

　　但美国毕业生并非都这么好命。同是今年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戴维已经在上海呆了4个多月，眼下还没找到工作，倒是妈妈偶尔打来鼓励电话，“看了《纽约时报》的文章了吗？看来你的选择是对的！”“我的选择是对的？”戴维开始怀疑自己。与他合租的两个应届“老乡”都没落实工作。每天一起床，三人就对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写求职信，每隔5分钟刷新一次邮箱。他和室友从不去那些为中国应届毕业生而设的招聘会，那里提供的两三千元月薪不足以支付他们每月1万多元的房租和进口食品开销。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全球500强和美资公司。

　　初到中国时，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杰拉德，戴维的室友，只打算投全球排名前12的投行，他对自己信心满满，“我能给这些驻中国的公司带来纯正的西方思维和工作风格。”但他很快被在里面工作的学长打消了念头，眼下别说空缺，就是实习生也不再招了。

　　“我看不到这些毛头小子的优势在哪里。”中国市场调研机构负责人肖恩说，金融危机后，他的选择太多了，每个月都会收到四五封来自华尔街的富有竞争力的求职简历，他们都失业了。北京一家PE机构主管亦密集地收到从各种渠道投来的简历，斯坦福的，耶鲁的；有中国留学生，也有老美。“崇洋媚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翻看着厚厚一叠全英文的简历，“中国的大学生，语言、知识结构、智商、薪酬期待等综合性价比高多了。”他不打算从这堆外国应届毕业生中挑人。

　　四处碰壁后，杰拉德的优越感逐渐降低，他甚至通过求职网站给几家中国公司投了简历，并注明：起薪可以在8000元左右。毫不意外的，他没收到任何回复。

　　“中国是惟一的选择？”

　　由于公关公司的实习生岗位无法申请工作签证，丹尼斯无法在北京长呆，两个月后，只能换到获取签证更方便的香港。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想过在中国呆上一辈子。这场中国淘金之旅的赌博期一般在两年左右。

　　今年9月15日，全球金融危机一周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经济复苏的信号让人欢呼雀跃。英孚教育的老师卡拉也在那时打算，明年就结束这儿的工作，回到故乡加州，“那时，加州的就业形势应该大大好转了”。

　　今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麦克斯，父亲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国淘金的第一批美国商人的典型，那时，嘴上总是对自己被“发配边疆”充满抱怨。10年后的今天，新晋的高管们开始竞相申请到中国来，截至去年8月，驻上海的外籍商务人士逾1.4万人。2005年麦克斯申请大学那年，父亲建议他学中文：“将来想做大生意，就要到中国去。”今年毕业后，麦克斯应聘进入在北京的房地产公司。日渐壮大的朋友圈、星巴克的密集程度、可以拼凑成一幅欧美地图的大小楼盘名，让麦克斯觉得自己其实离家乡并不遥远。他与丹尼斯及卡拉的共同想法是，带着极具增值性的中国经验，到自己祖国逐渐复苏的经济浪潮中大干一番。

　　乔丹则是极少数宣称自己要留在中国一辈子的毕业生。他在深圳开了一家留美中介服务公司，为想进入常青藤大学的中国尖子生们打造完美的申请材料，并迎来了丰厚的回报，有趣的是，这项火爆生意恰好反证着，美国仍然是全球的中心及青年才俊们的向往之地，他的选择多么地另类。

　　但乔丹还是游说自己的弟弟明年毕业后也来中国试试运气，“我告诉他们，中国是他们惟一的选择”，“我相信将来我的孙子会为他爷爷选择到中国开创天地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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