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去世的时候，香港的报纸用很大的版面感慨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日渐式微，大概指的是如今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为难能可贵。然而尽管学术精神缺失，一些知识分子的老习气依然如故，比如，一旦谈到金钱报酬，自谓知识分子的人还是难以用妥贴大度的方式去面对，要么沦为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却又不甘吃亏的小家气模样，要么变成开始完全不谈钱，但是事后却总是因为钱而伤了和气的两面派形象。

生于80后、从事精神产品工作的年轻人完全没有这种顾虑。有个面临裁员、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在请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时大言不惭地要求月薪在四五千以上，走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主流路子。而另一位年仅22岁的畅销书作家对我说：谈版税、谈首印量、谈签名售书或者市场宣传等条件都是我一个人去跟出版社谈的。年纪轻轻，他已经掌握了闭门在家是文人，出门在外是商人的经营自己的思路，一人分饰创作者兼经纪人两个角色。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位近五十岁的翻译家有次摇头对我说，辛苦了半年翻译出的一部作品，只得四千元稿费。问他为什么不跟出版社谈版税，他睁大眼睛问我，这还是能够谈的么？但是怎么说得出口呢？

生怕被钱的浊气污染了自己的清高啊，不得不把真实的金钱欲望掩藏起来，取而代之以虚伪的不在乎钱的样子，至少这样维持了一个“精神无价”的知识分子的面子。有位经商的朋友很擅于利用这种“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他通常在不签合同的时候就与羞于谈钱的“知识分子”开始一个项目，然后在项目结束时以“资金紧张”或者“回款不理想”等理由支付一个低于对方心理价位的报酬。有个吃过亏的“知识分子”对我痛骂过这样的商人，他的对策是今后再也不与奸商打交道了，有意思的是，在“奸商”那里，吃亏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不高大，反而被认定为“明明很在意回报，却还装作不在意，并且从不透露心里价位”的委琐形象。

不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会谈钱了，而且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商人差。有位从事药品开发的技术人士在发现药品销售终端的药贩子挣得都比自己多时，一怒之下从科研机构辞了职，变身药贩。在精通了讨价还价、送礼品给回扣等小伎俩之后，他豁然开朗地说：“知识分子流氓化后，聚变出的能量绝对是几何级的”。在理性地分析过商人的做法后，他的知识使他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讨价还价的方式，现在据说他的资产已经快过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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