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很多人都相信，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生在中国，甘地这种对道德准则坚持到偏执地步的领袖，恐怕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印度建国。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的道路或许会根本不同。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就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以及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而独立前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我在印度就听到一个人恨恨地说：“要不是甘地这老家伙，印度革命早成功了。”

　　确实，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力革命的洪流。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村民****，警察开**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时，甘地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敌人的**行正是鼓舞革命**、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因为他不愿看到用走向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

　　但根植于甘地内心的一贯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甘地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解放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相信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甘地却指出那是以**力为基础的，而任何建立在**力基础上的统治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力学说；一旦那些**者掌权，他们会自然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年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印共也发表《印度**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漫长了，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逻辑的独特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打击，英国**的武力**无效，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结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废除戒严法令，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经过这样一番奋斗，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因为甘地的顽固坚持，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了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而在我看来，甘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其实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策略需要，不是弱势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不是不得已时优雅地握手言欢，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倍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只是到最后，当甘地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唠叨了。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电影《甘地传》里有个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但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当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奇里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无奈。

　　甘地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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