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洲经济危机1997年波及韩国时，许多评论员认为，该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地财阀(chaebol)手中的权力造成的。所谓财阀，即家族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当时，韩国最大的财阀有：三星(Samsung)、现代(Hyundai)、LG和大宇(Daewoo)。据称，这些集团涉足的行业太多；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过于亲密——赋予了它们获取廉价资金的特权；它们的公司治理安排不透明。

　　批评人士指出，韩国亟需对这些公司进行改革，让它们的管理与英美接轨。

　　亚洲危机确实给韩国造成了创伤。一些改革得以实施，一些财阀走向破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宇。但管理较好的集团根据新环境做出了调整，包括增加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而且仍在韩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今韩国产业的所有权与危机前并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三星集团仍由李氏家族控制，LG由具氏家族控制，现代集团由郑氏家族控制，SK集团由崔氏家族控制。

　　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西方人普遍认为，随着新兴市场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上升，它们将需要增强自身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尤其是英美投资者。这包括：它们专攻行业数量要减少，创始人家族的角色要减弱，股权要更加分散。但正如三星、塔塔(Tata)和其它公司所证明的，家族控制与多元化，与成功击败竞争对手并不矛盾，即使是在要求最为严格的市场也是如此。

　　此外，在过去三年内，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吸引力似乎有所减弱。难道是在这个领域，发达工业国家需要向新兴市场学习，而不是反过来？

　　尽管韩国财阀的规模与实力比较突出，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与之类似。各家族集团，如印度的塔塔与Birla、土耳其的Ko 与Sabanci、墨西哥由卡洛斯 斯利姆(Carlos Slim)控制的Carso等，都是本国经济强有力的推动因素，而且在海外也越来越活跃。它们的下属运营公司（如塔塔汽车(Tata Motors)或塔塔钢铁(Tata Steel)），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实体，往往会在本土证交所上市，但也会通过交叉持股和互兼董事，与控股家族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与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美国企业集团截然不同，后者拥有下属公司的全部控制权，而所有权结构是分散的。

　　家族集团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弥补了缺失或欠发达的经济制度——韩太云(Tarun Khanna)和Yishay Yafeh在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新出版的重要研究文献——《牛津企业集团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Groups)中对此做出了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公开资本市场规模较小或根本不存在，企业所有者就有必要从内部筹措资金，并将剩余资金投入到他们可以直接控制的其它业务中。若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可靠，缺少对商业关系的信任，通过将家族成员安置在关键岗位上，所有者就可以降低风险。他们还可以开发内部劳动力市场。正如兰德尔 莫克(Randall Morck)在《牛津企业集团手册》中所指出的，家族集团让人才在企业之间流动，而无须依赖充斥着假证书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在这类国家，最好的商学院可能就是强大企业家族的饭桌，”莫克写道。

　　并非所有的集团都会走向国际舞台。但马洛 吉兰(Mauro Guillen)在为上述文献撰写的稿件中指出，那些走向国际舞台的集团，常常会受益于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同时抑制外国跨国公司对内投资的政策机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事业心的人（有时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整合进军新行业所需的资源与技能——开展可行性研究、获取执照、安排融资方案、获取外国技术、招聘与培训员工。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是可以运用到其它行业的通用技能。

　　关键的问题是，随着本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种结构的效用是否会下降，甚至产生反效果。危险在于，大型集团可能会操纵市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阻扰专业公司的崛起。

　　以韩国为例。Hicheon Kim指出，韩国互联网市场主要是由财阀发展起来的，而在美国，亚马逊(Amazon)和谷歌(Google)这样的公司比比皆是；财阀的财力、分销渠道和品牌赋予了它们优势。要阻止这样的结果出现，政府必须推出强有力的竞争政策，还要建立让初创企业容易获得资金的金融体系。

　　不过，即使竞技场建得完全公平，家族集团也不一定就会被按照英美模式组建起来的公司所取代。英美公司治理存在一个严重缺陷：缺乏将确保公司长期健康作为高于一切的目标的相关所有者。控股家族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这样的例子在欧美有很多（见图表），如瑞典的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s)、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的西泽克家族(Keswicks)。这些例子表明，这种结构在西方金融体系中也可以运行良好。

　　当然，家族控制有不利的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卡内基效应(Carnegie effect)：即下一代的能力可能不及企业开创者。另一个不利方面是，有可能出现继承人之争，就像印度的信实(Reliance)集团最近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此外，欧洲还出现过一些控股家族牺牲小股东权益以自肥的案例。但拥有一个强大的家族股东也有好处，特别是稳定性和投入，以及永远用警惕的目光注视企业管理层。

　　如今主导新兴市场的家族，并非都能像瓦伦堡或西泽克家族一样持久。但如果一个家族能以务实的态度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个行业，或能幸运地生下有能力继承父业的子女，或者能聘用家族外部的有识之士，那么这个家族就有可能存活下来——并且证明，英美模式的替代品确实存在。

　　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管理研究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高级研究员。

　　译者/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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