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出发点的正当，往往是着眼于长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激励更像“投资”而非现货交易。如果激励当期就得到了回报，那只是一次现货交易，对未来不产生制约作用。七郎在接受武承休激励的开始，就是把它当做一种交易对待的。武承休托购虎皮本来是赠金的借口，但七郎立即准备按照市值付给对应的虎皮。清点已有的虎皮，发现不足抵金后，七郎就打点行装，潜入深山打虎。得知不幸妻子病故，他掩埋好妻子，再次进山。直到将一只大老虎猎杀，完整的交给武承休为止。如果彼此的交往到此为止，七郎就不会觉得自己亏欠什么，不再有拔刀相助的义务。而武承休则极力回避自己是在做交易，在七郎身上加大了投入，使得七郎感到无以为报，舍生赴义才成为以后的必然。这就是着眼于长远的激励效果的产生。

     然而，激励出发点的正当，并不能代表预期的回报行为必然正当。这需要管理者在危机到来时，能够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否则预期的回报有可能使得局面更为严峻。当武承休宠爱的娈童林儿非礼事件发生，林儿竞投奔到御史的家宅。御史家一向仗势欺人，对武承休追讨林儿的要求置之不理。武承休告到县令那里，还自己雇人抓到林儿，交县令处置。县令竟将林儿送还御史家。林儿狗仗人势，到处散布武承休的家丑，气得武承休到御史家门口骂街。当他得知林儿被七郎在暗处将林儿碎尸，这才大大出了一口气。然而此举给武承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使他和家人背上了杀人的嫌疑。在七郎莽撞行为的背后，无疑是武承休的个性使然。尽管七郎早就认识到了其悲剧不可避免，然而这种迎合方式无异于帮倒忙。

     由此可见，激励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的正当性并非仅仅以双方的利益进行衡量的，必须对社会有所裨益，不能以侵害第三方的正当权益为代价。这一点，管理者的激励无论是为了当期还是长远利益都应当一样。七郎之所以受到《聊斋》作者蒲松林的极力推崇，是七郎的感恩行为在客观上弥补了天道惩恶的疏漏，是连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刺杀秦王都比不上的壮举。这是因为，武承休在贪官县令与劣绅御史管家面前是个弱者。劣绅贿赂贪官，贪官欲置无辜的武承休于死地，正在劣绅与贪官谋划于官衙之中时，先后被乔装进来的七郎结果了性命，岂不快哉。这也许是连武承休都没有弄明白的道理：只有超越个人恩怨，造福于社会的激励，才能使激励对象的行为上升到道的层面，在激励中获得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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