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公司品牌与文化、最佳的福利待遇……曾经最骄傲的谷歌员工，最近三个月处境尴尬。

互联网巨头争夺谷歌人才

年薪100万。程远博从腾讯北京公司得到了这个承诺，在此之前，他与对方才见过几次面而已。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在谷歌北京研发中心的薪水，然而他的内心仍在斗争。

这个春节之前抛过来的绣球，让程远博犹豫了一段时间。未来显得很不确定，但谷歌毕竟曾给了他很多归属感。就像大多数谷歌员工一样，程远博从名校一毕业就进入谷歌，他喜欢这里相对轻松自由的氛围和鼓励激情的文化。

程远博想打听一下同事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动向。对于如何启齿，他想了很久，因为表面上看，他们都没表现出很大变化。他装作不经意地私下问了几个平时关系好的同事有没有猎头找过，有的说有，更多的则回答没有。

猎头怎么肯闲着？

早在去年12月底，范德国际猎头公司的CEO赵成龙就知道谷歌“要出事”。因为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探各个公司的信息，以便见缝插针。

岁末年初是跳槽的高峰期，赵成龙在和谷歌员工的一次聊天中偶然听说，谷歌总部对中国日益收紧的审查制度感到不满，也许会缩减在中国区的投入。他并不知道这家公司会在半个月后将宣布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但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裁员的一个前兆，谷歌这里出现了机会！

赵成龙赶紧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自己的客户。他公司的大客户中，有几家是做搜索业务的门户网站，它们都对谷歌的工程师觊觎已久，“但一直很难挖到”。客户很快给了他反馈：积极跟进，随时沟通。

1月13日，当谷歌以官方博客的形式告诉全世界有可能离开中国时，赵成龙的工作节奏骤然加速。他知道，机会来了。

赵成龙把公司IT组的5个人全部抽调过来跟进谷歌。他们掌握着一份180多人的谷歌核心工程师名单，其中1/5的人在此之前就非常熟识，而其余4/5的人则需要迅速建立联系，至少要抢在其他猎头公司之前。

他要求组员们从熟人入手，挨个联系，电话、邮件、短信、MSN……任何可能的信息都要进行收集，不能放过，然后再分别对那些新面孔摸底。

客户那边的心情也变得急迫起来，打到赵成龙这里来的电话，从HR级别上升到副总裁甚至CEO层面。他感觉自己像是投入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不得不把手里的其他业务都放下。

他组织了每日例会，并分析得到的新信息，亲自检查“谷歌挖人小组”中每个人的工作进度。以往正常情况下，范德国际的员工每周才向赵成龙汇报一次，但在此时变成了一天。

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些谷歌员工并不欢迎猎头，有的工程师甚至每天要被七八个猎头的电话骚扰，接电话时情绪颇为抵触。

“谷歌的企业文化强大，充满了创造力和理想主义，而且公司的待遇普遍比同行业要高，很多员工是打算呆一辈子的，他们接受不了这种变动。”赵成龙这样认为。他吩咐同事在与谷歌员工沟通时，不要急功近利，要学会倾听，了解需求，取得他们的信任。

对于撤出中国的消息，谷歌内部也并不像他们对外界所表现出的那么镇静。员工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继续支持谷歌的一切，也有人一时间感觉很震惊，觉得领导层太过于意气用事，还有人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

在春节前的那段时间，赵成龙每天八点钟就要到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美国和中国的财经媒体对谷歌事件最新进展的报道—在太多不确定性面前，他需要确定自己下一步怎样做。

他和手下的顾问陆续约出了一些熟人见面深谈，对于那些高级别的谷歌工程师，则由他本人亲自出马。

按照赵成龙自己的经验，他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晚上，这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对方沟通。只要对方表现出一丝松动，他就会先听对方讲自己的情况，然后帮忙一起分析适合的去向—他希望对方知道：猎头不是强盗，而是朋友。“有个人我就觉得他适合去美国谷歌总部，就给了他这样的建议。关键是真诚，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

春节前的一周，赵成龙约到了一个谷歌高级工程师吃饭，他看到谷歌内部的人对猎头的抵触情绪开始慢慢缓和。“不过他们的心态还是没有调整好。”赵成龙说。他约到的这个人对薪水和职位的期望值太高，范德国际的客户中没有一家可以满足。

过了一个春节，事情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随着谷歌公司内部员工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一些人甚至开始主动联系猎头公司。

赵成龙带领他的5人小组对大名单上的180人都做了充分沟通，通过筛选意向和线索，一共有15人愿意跟猎头和意向公司做深入的沟通和了解。在这段期间，赵成龙连续见了6个在谷歌级别比较高的工程师。他发现这群人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务实，诉求点已经没有那么高，开始看重今后的机遇和发展，对跳槽的事也想得更细致和全面。

通过和谷歌员工的频繁接触，赵成龙发现很多人是第一次换工作，他们性格单纯，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但同时也很挑剔—新公司的待遇、名声、个人发展空间都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在新的公司直接负责一些事情。

与程远博一样，他们也在不断探听周围的动向。但是，肯定不是每个人都会说真话。情况实在特殊，这群习惯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必须学会对同事、上级和猎头摆出不一样的脸孔，即使这多少有些不习惯，并且令人尴尬。

赵成龙联系上了一位客户直接看好的谷歌工程师。聊过之后，他们经过了一次绕过HR直接走业务线的特殊会面，结果双方一拍即合，意向协议很快签署完毕。这位谷歌工程师到了新公司会从一个纯粹的技术工作者变成一个项目的领导者。“其实这个人的薪酬待遇和以前相差并不大，但是他选择的是前途。”

2月底，范德国际终于在这场抢人大战中赢得了第一个业务单。

程远博则用了整个农历春节假期来考虑，他决定先签出意向协议，但是并不急于离开，而是要等到4月再考虑与腾讯签正式的合同—当时外界广泛传言，谷歌将在4月正式关闭中文版Google.cn网站。

“现在研发部门几乎没有人走。很多人都选择观望，等待3月28日拿到年终奖和最后的赔偿再做决定。”一位同样处在犹豫状态的谷歌研发部门项目主管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中高层有去谷歌总部想法的人非常多。这部分人多半不太愿意去像百度这样的国内公司继续做搜索。”

从1月中旬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同样在观>>望，自主权却掌握在谷歌美国公司总部手中。谷歌中国像被与总部完全隔离开了，在事情发生后，“一开始，总部还经常有安抚邮件发给大家，后来就连邮件也没有了”。

这让作为“猎头攻防战”中防守的一方显得软弱无力，无论谷歌中国高层还是普通员工，没有充足的信息，就几乎没法作出明确的判断。

直到3月中旬，谷歌美国总部给所有员工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并告诉他们这支接近300人的研发团队有可能保留，但这也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他们还可以作为谷歌中国研发中心存在，承接来自美国总部发包过来的研发项目。但这300人将不再针对面向中国本地业务进行研发，而需要承接来自于总部甚至其他国家的开发任务，这意味着这些研发工程师的角色难免有些边缘化。这也是程远博考虑跳槽的原因之一，对他来说，去腾讯担当重任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会就此发生改变，但是不到尘埃落定之时他还不想离开。

“即便某些销售团队行将散掉，谷歌也会给出相当不错的赔偿金。”谷歌中国内部人士表示。相对于研发团队来说，谷歌其余的400人，尤其是销售团队的前途显得更不稳定。

这甚至已经影响到一些广告发布网站。

拥有自己的网站，并成为谷歌广告发布者的邓晓楠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谷歌的“撤离事件”。2005年开始，他开始建设一个专业的经济管理类网站，2007年，邓晓楠的网站就加入了Google Adsense广告联盟。现在，他的网站每天大约有1.3万的独立IP、3.5万的页面访问量，来自Google的收入每月大约1000美元/月。这些得益于邓晓楠几年来在上班之外的业余时间努力经营自己的网站、提高访问量，并且苦心研究搜索引擎优化技术。

对于他来说，每月来自Google的大约1000美元的广告分成是一笔除了工资之外的不菲收入。这份兼职“事业”也做得颇具规模，仿佛在创业一般，给邓晓楠带来了不小的成就感。

但是相比起1月的流量和点击高峰期，3月来自Google的广告收入大约有15%至20%的下滑。邓晓楠自己分析这是季节性的因素。所以，就当前来看，其实他的网站收入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也是因为当时google.cn还在运营—它的命运直到3月23日才被谷歌美国总部宣布。

到到网（全球最大的旅游垂直媒体 TripAdvisor.com的中文官方网站）公司CEO吴皓也同样不希望谷歌关闭中国网站，“我们是谷歌的客户，也用谷歌地图的技术。”但从商业角度考虑，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谷歌撤离，以后我们的关键字广告投放上，可能会重点考虑百度或者搜狗。”

目前这个专门从事酒店点评和酒店机票比价的中文网站规模还算不上很大，比起使用谷歌的技术来，吴皓更希望引进的是谷歌的人才，“我们一直在跟谷歌的人有接触，但是他们以前很不愿意来。”

在谷歌“撤离事件”后，吴皓赶紧联系了认识的谷歌朋友，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些谷歌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现在已经谈妥了两个人，签了意向合同。”但吴皓并不只看重谷歌研发部门的员工，“它的销售和市场人才，对于我们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也很有吸引力。”

在过去混乱的两三个月里，江森排斥了一切干扰，因为他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转职到美国总部去。

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才刚刚30岁，而且暂时还没有女朋友，在谷歌搞研发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江森还清楚记得3年前他经过层层面试，来到谷歌之后，人力资源的同事给他分了一个工位，还问他期望有什么样的家具，江森觉得很意外，“我还可以选么？”他得到的答复是微笑—当然可以，这里是谷歌。

除了选自己想要的办公桌之外，他还得到近2000元的可随意购置一个他想要的办公室用品的预算。他看见同事们有的买了秋千放在工位旁边，有的甚至买了玩具小火车放在桌上。尽管是一个小细节，但是江森觉得心里很熨帖。之后三年里，江森对自己这第一份工作的归属感越来越强。“谷歌声明”事件发生后，他还是想继续留在Google工作，去总部工作的念头出现得顺理成章。

1月13日，就如同Google在声明中所说的，“本次决定是由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的”，中国团队对此毫不知情。江森的电话一下子变得异常繁忙，同学、朋友甚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都来询问：“你们公司怎么了？难道真的要撤出中国吗？”可是不是真的，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我也是看媒体报道，才知道我们公司的事情。”

他的部门经理高圆什么也没有对大家解释，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让大家各就各位继续做原来手头中的项目。

谷歌中国研发中心的近300名研发工程师，是经过千挑万选才得到这份对一个工程师来说“最好的工作”。他们大多是名校的优等生，善于在一次次考试中得到高分，在别人遭遇就业寒冬时，这群人手里曾捏着好几个让人羡慕的Offer。从中学、大学到研究生，这些人已经习惯于做第一，习惯于去选择，哪里经过如此“被选择”的局面？

1月19日，谷歌中国博客发表谷歌中国CEO刘允和研发总监杨文洛的澄清声明，用谷歌中国员工正常工作的现状，驳斥部分报道称谷歌已关闭中国办公室、员工已经接到>>通知将于近期离职的消息。

在大风浪面前，谷歌中国研发中心整体表现得很成熟，但却无法抑制每一个人内心的起伏。

幸好，江森拥有一个工科生的执着，他已做好了打算。

去美国总部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场充满期待的人生旅途。那不仅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这家公司，而且还能接触到最核心的研发工作，并体验完全没有变味、走形、原汁原味的Google文化。如果转职成功，公司总部就可以帮他打点后面的一切—一份在美国都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优厚的待遇、贴心的福利，而哪怕是你提出要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猫一起去美国山景城，Google都会想尽办法把你的猫安全运送抵达。没有窘迫之苦，可以光鲜自在，甚至连绿卡也会一路绿灯。比起那些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们，比起准备去美国闯天下的毕业生们，这样的前途太诱人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江森几乎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他翻出之前去美国总部出差认识的同事的联系方式，尤其没错过相关部门的经理们，他与他们频频联系，建立良好的关系，明确向他们表示自己转职的意愿，并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友好。

但是，江森不敢让其他中国同事知道此事，尤其避免让部门经理高圆知道。他的这位顶头女上司心思细密，而且很在意属下的忠诚度，江森需要确保，如果转职没有成功，自己还有机会留在谷歌中国继续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江森终于说服了总部的一个部门经理接纳他—这是转职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并且依靠和Google总部同事的交流，他们甚至还交上了朋友。转职仿佛并不遥远，已经指日可待。

3月10日，江森的心情迅速跌到谷底。他和同事得到消息，谷歌中国的员工转职到美国总部的名额全面冻结。

江森抑制不住深深的失望。得知自己转职无望后，他异常沮丧，几天都提不起精神，自己几十天的默默努力已经付诸东流，但现在这个结果，江森不能对谷歌中国透漏一丝一毫。

这对于范德国际这样的猎头公司，以及它背后的客户来说，恐怕是个好消息。

赵成龙对谷歌中国的判断是：今年核心研发部门的大部分人会留下，只有小部分人离开，但是如果撤掉Google.cn，谷歌总部势必会减少对中国的投入，那些离开者也会对留守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未来还会有人陆续离开。

3月初，范德国际又获得了3个意向协议的单子。现在，挖人行动还在继续。之前签约的4个人都属于刚毕业几年、资历尚浅的谷歌员工，赵成龙希望下一步能够挖到一些真正的技术骨干。在猎头行业，一般的生意规则是客户提出需求，猎头负责找人。但是这一次，赵成龙主动出击，他会把认为合适的人选写成一整套包括岗位和薪酬的方案建议客户采纳。

通常一家大公司往往会委托四五家猎头公司为其同时挖人，每个猎头都在围绕着谷歌中国隐秘地忙碌着。现在谷歌内部，很多核心工程师都是手握几个Offer，一旦事情最终明朗，他们就会做出选择，签订正式的合同。

在媒体抖出的挖谷歌墙角的大公司名单中，不乏很多光鲜的名字，除腾讯外，还有微软、搜狐、网易、阿里巴巴，甚至还有华为。

一些中小公司此时也心里发痒。有几家中等规模的IT行业公司CEO、人力资源总监找到范德国际去挖人，并承诺事成后愿意拿出高于行业一倍的中介费用，但赵成龙认为谷歌的工程师根本不会考虑去那里。

这段日子对于赵成龙来说，注定难忘。他一共和8位谷歌工程师吃过饭。他和他同行们曾做好准备等待谷歌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对于猎头们来说，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猎头们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谷歌中国人力部门有组织的抵抗，而是这家公司长期以来的归属感与身份感：谷歌一直告诉自己的员工，他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让工作赋予激情和理想—并且Google真的做到了—现在，要用多么优越的条件才能让谷歌的人才们对其它公司动心？

最最关键的是，它不是Google啊。

就在所有的人都陷入等待之时，江森所在的团队却决定暂时离开风暴中心。

他们从3月15日开始商量集体休假出游的方案。团队给出了两个选项：去婺源看油菜花和去西安，并让大家投票选择出行地点。

团队成员的投票结果是婺源。心情不好的江森甚至还没来得及投票，晚上又收到了一封新邮件，集体休假的地点又变成了西双版纳。原来，经理高圆把婺源和西安都否掉了，选择了云南。

在江森和程远博的眼里，高圆自有她放松的理由—她是来自Google美国公司的员工，对于像这样的员工来说，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们还可以回到山景城继续上班。

但是在谷歌中国，有总部编制的员工人数并不多。在这样的阶段，高圆也没法对自己的团队成员表态。本来就少言的她比之前更沉默了。

这次出行一口气把一、二、三季度的团队活动费用都用了—对于已经预支到第三个季度的预算，大家都没发表什么异议。并且，对于这个非常时刻突如其来的集体休假旅行，没有一个人缺席。

是呀，留在北京干什么？还不如去休个假呢。3月17日，整个团队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3月21日下午，他们回到北京。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拉蒙德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关闭Google.cn，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中国香港。

2007年6月，时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向媒体透露，谷歌的服务器正从美国运往中国。当时这被认为是谷歌“中国化”的开始。现在服务器又要搬家了。

3月23日上午，谷歌总部负责工程与研究的高级副总裁Alan Eustace来到北京，召开了员工全体大会。他讲了“大局面”，之后讲了各个产品线的具体安排。他公布了一个总体数据，说中国市场收入中，搜索占利润比例并不高。他说，谷歌的搜索服务器移到香港后，其它产品仍留在内地—这意味着，无论研发还是销售团队，暂时都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有人在问搜索具体的比例；有人在问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场人太多了，江森几乎听不清副总裁的回答。

为保护受访者权益，文中程远博、江森、邓晓楠、高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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