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下的金门大桥雾气缭绕，肖恩·帕克驾着他那辆奥迪S6穿过大桥，直奔马林郡而去，那里坐落着他占地18英亩的宅邸。这款车型看似低调，内里却藏着动力澎湃的兰博基尼引擎，帕克白皙的双手都没闲着，一手操纵方向盘，另一手摆弄着车载音响系统，在他上传进去的数千首歌曲中挑选中意者。

这位Facebook前总裁这天一如既往的忙碌，过去十个小时里，他为自己的新视频创业公司面试了两位副总裁候选人，花了几个钟头发电邮，谈论他资助的音乐平台Spotify，并与他那Facebook慈善应用Causes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候选人会面。

除此之外，他的订婚宴将在新泽西州举行，时间恰好是飓风艾琳预计将登陆美国东北部的那个晚上，为此他得挑选乐队和各种婚宴服务提供商，由于蓝尼·克罗维兹（Lenny Kravitz）当天身在北卡罗来纳，不便前来，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了冷战小子（Cold War Kids）。他还暂时放下工作，与Facebook竞争对手Twitter和支付服务提供商Square的掌门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共进晚餐。晚饭之后，他又在餐厅吧台面试了另一位Causes老总候选人。到帕克驱车把我送到下榻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1:30，而他的一天才过去了大约一半。

之后的六个小时里，帕克先是狂发了一阵电邮，然后打开了自己的Facebook主页，前一天下午——或者说是同一天稍早些时候，如果你的生物钟与帕克一样的话——史蒂夫·乔布斯宣布辞去苹果首席执行官之职，帕克凌晨6点发了一条叔本华风格的评论：“有时候，敌手的死亡同样令人遗憾，使我们像好友离世一样痛苦，没有他们的见证，我们的成功并不完美。”该评论立即传了开来，八卦网站Gawker指责他幸灾乐祸，他则发电邮给Gawker，强调这段话是对乔布斯的赞美——乔布斯是他长期以来的偶像，由于iTunes与Spotify存在竞争关系，最近才成了对手。快到7点钟时，他终于上床休息。

四个小时之后他又爬起床来，准备重复上述一切日程。

帕克性情多变、易怒且捉摸不定，很容易激怒投资者——他参与创办的三家公司，腾飞之后都很快将他踢了出去。Facebook联合创始人德斯汀·莫斯库维兹（Dustin Moskovitz）指出：“他被看作一个未知量，而风险投资人希望能对一切了如指掌。”不过，风险投资人同样喜欢了不起的创意，而那正是帕克的专长——用商务社交网站LinkedIn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话来说，他是个“超级梦想家”。此外，就职场阴谋而言，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中的描述也与现实截然不同，Facebook前增长主管查麦斯·帕里哈皮提亚（Chamath Palihapitiya）指出：“电影总是需要有个反面角色，但那并非对帕克的真实描述，事实上他与电影中的同名角色恰恰相反。”

归根结底，肖恩·帕克是人类激情的助燃剂，是创意催化剂，一旦他和合适的人共同努力，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他推动了过去二十年中一些最具突破性的公司的成长。年仅19岁时，帕克和他人共创了音乐分享网站Napster，震撼了整个唱片业；两年后，他创办的通讯录服务Plaxo，展现了数码传播的潜力；24岁时，他出任Facebook总裁，帮助这家社交网络成长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没错，这三家公司最终都赶走了他，可他绝非全无收获，尽管年仅31岁，他拥有的这些公司股份价值已达21亿美元左右，而他的创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帕克正在尝试重新颠覆音乐发行，把瑞典音乐平台Spotify推向美国市场，并主导该服务与Facebook Music的合作。作为风投公司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普通合伙人，他还在搜寻值得投资的新兴创业公司。同时，他还与Napster时代的伙伴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重新携手，一起打造视频直播网站Airtime。

他的人脉之广令人惊羡，这是远见卓识和命运眷恋的共同结果。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在如今的社交游戏网站Zynga首席执行官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手下当实习生，此后以各种方式与多位掌控着现代互联网的人士展开了合作，包括：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迈克·莫里茨（Mike Moritz）、彼得·泰尔（Peter Thiel）、里德·霍夫曼、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德斯汀·莫斯科维兹、亚当·德安杰洛（Adam D’Angelo）、丹尼尔·埃克（Daniel Ek）、罗恩·康威（Ron Conway）、拉姆·施里拉姆（Ram Shriram）和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

帕里哈皮提亚表示：“他现在看到的事情，多数人一两年之后都不一定看得到。”用Menlo风投常务董事施尔文·彼西弗（Shervin Pishevar）的话来说，“帕克有本事看到多数人看不到的趋势和信号，对他而言，那就像听狗笛一样。”帕克对此不以为然：“我在思考的时候，发现了许多与这个世界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关联的事物”。

帕克对那些巨大而普遍的问题深感兴趣，不吝投入多年时间来寻找它们。“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多数人都没有异议，可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如何实现演进，”这位年轻的亿万富豪说，“这个演进中的战略比弄清楚结果是什么样子更为重要。”说这番话的时候，帕克把办公椅往我这边拖了拖——我们正坐在他花2,000万美元新买的曼哈顿豪宅中。

帕克注重选题，而不是像许多盲目上马的创业者那样仓促出台一项创新，因此他得以连续参与最热门网站的创立——尽管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纯属运气使然。当互联网使内容可以脱离原载体而存在时，Napster应运而生，成了CD向着MP3转型的使者；Facebook是一个在匿名的网络世界缔造了可信赖的身份关系的平台；十年前Napster是音乐产业陨落的原因之一，而如今Spotify试图重振该行业。

“他察觉世界的发展方向，然后进行思考，”Spotify创始人丹尼尔·埃克表示，“如果他认为该领域没有能获得成功的公司，他就自己创立一个。”

这种深度调研式思维方式深入到他生活的每个方面。我问帕克他上个公司Plaxo的起源时，他从关于真正的病毒如何在人群中传播的理论开始谈起。在他分享他最喜欢的寿司馆的名字之前——有次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餐前他打电话给了五个人，就为了了解当晚是哪位大厨负责切鱼片——他先谈及了米饭的密度和寿司片的理想几何形状（梯形）。他还是个音响发烧友，若是你问他最好的头戴式耳机品牌，他会先给你上一课“人类鼓膜如何感知声波”。用一句俗话来说，你问他现在几点，他会告诉你如何制作手表。

“我们原计划谈一个钟头，结果拖到了三个小时。”里德·霍夫曼回忆了2002年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Twitter创始人多西的经历也一样：“很少能发现与人这样交谈的人……如果某次谈话让我在离开时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创意产生质疑感，我会甚为感激。”

因此，帕克生活中的时间观念不是很强，这一点他的朋友和商业伙伴都清楚得很，只能报以苦笑。彼得·泰尔说，帕克“不是特别准时”，埃克则如此解决这个问题：告诉帕克会议上午11点开会，然后告诉其他人中午1点才开始。硅谷圈子里甚至给这种现象取了个绰号：肖恩标准时间。

帕克表示：“让别人等我，而不是按时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可能比别人想像的还要更难受，但我并非故意这么做。”当他埋头某项工作时，他会忘记其他一切事情而达到痴迷状态，外部世界黯然消失，时间不知不觉就流逝了。“生活中需要经常重订计划，可我总是试图专注于最有价值的事情，把它们完美地做好。”

帕克对“完美做好”的定义相当极端。这天下午，《福布斯》要给帕克拍摄封面照片，他叫人送来了整整三个衣架的意大利西服，二十件西服衬衫——都还没拆封——全都摆在他那纽约西村豪宅中的柳条沙发上，供他随时取用；咖啡桌上摆满了一排排眼镜和太阳镜；椅子上是成堆的吊裤带和领带；墙柜上摆着成排的皮鞋、休闲鞋和靴子，抵得上一个鞋店的存货。拍照原定于下午4点，肖恩5:30才出现，身后跟着一大帮随从：服装造型师、发型设计师、化妆师、助手、公关及裁缝，他的未婚妻亚历山德拉·蕾娜斯（Alexandra Lenas）也陪伴在旁。

在拍照过程中，他换衣服换得比拉斯维加斯当红明星还要勤，从合身的西服换到三件套，再从休闲羊毛衫换到设计感十足的牛仔裤。对于两条吊裤带之间的距离，他要多加推敲；对于窄领带与红色嬉皮风太阳镜上是否搭配，也要再三查证。有一阵子，他中断拍摄，说要吃些点心，十分钟后他身穿一套深色克里斯汀·迪奥西装出现在厨房，享用一晚自家制作的蔬菜沙拉——他正试图瘦身，因此只吃蔬菜。这份蔬菜沙拉水分太多，因此他又加了些酸奶酪，让它凝固起来。随后他的助手（三位助手之一）终于说服他回到照相机前，在他家中换了四个位置，拍了数百张照片之后，终于大功告成。现在已是凌晨2点——完美、典型的肖恩标准时间。

两天后的晚上11点，我再次造访帕克家，我们已订好一架G450公务机，计划午夜准时起飞，从新泽西州塔特波洛飞往旧金山。而帕克此时出去见Spotify创始人埃克了。午夜来临，他还是没有露面，我有些紧张起来，其他人则开始哈欠连天。半夜2点，帕克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可他还得收拾东西并冲个澡，等到3点半，他的行李和“蓝丝带”（Blue Ribbon，一家深夜营业的纽约高级餐厅）外卖烤鸡装满了一辆凯迪拉克凯雷德，我们终于穿过哈德逊河出发了。

我们凌晨4点起飞，根据联邦航空局（FAA）防止飞行员过度疲劳的规定，再过半个小时的话，我们就走不成了。等我一觉醒来，车窗外已经是一遍加州沙漠景象，帕克坐在我对面，正拿着一块烤鸡大快朵颐——他只吃蔬菜的节食计划显然已经夭折了。“你睡得好吗？”

早上9点，我们在旧金山降落，又一辆凯雷德载着我们赶到马林郡，大家四散而去——先睡几个钟头再说，帕克几小时后将往返于旧金山和硅谷，与同事及一些职位的候选人见面。

帕克的父亲原为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的首席科学家，帕克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开始用一台Atari 800电脑教帕克编程，后者的硅谷之路自此开始。到高中时，帕克已经有能力侵入公司和大学的系统（网名：dob，选这个网名是因为它有“对称美感”）；15岁时他的黑客行为引起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结果被判处社区服务；16岁时，他因开发一种早期网络爬虫，而获得了弗吉尼亚州计算机科学奖，中央情报局（CIA）有意招募他，但他不感兴趣，而是前往马克·平卡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创业公司FreeLoader实习，之后又在早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UUNet处呆了一阵子。“我当时不去上学，”他说，“理论上我是去参加合作项目，但实际上这就是工作。”高三那年，帕克挣了8万美元，这足以说服父母允许他暂不上大学，而是与在拨号电子公告牌系统上认识的朋友肖恩·范宁合作，共同创立一家音乐分享网站，也就是1999年上线的Napster。

帕克终究还是没上大学，不过Napster本身就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我有时把它称为Napster大学——这是一堂杂糅了知识产权法、公司财务、创业和法学院教育在内的速成课，”帕克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清楚自己所做之事的后果，哪知道自己写的一些电邮会出现在法学院教科书上。”这些电邮承认Napster用户很可能在非法下载音乐，可能成为版权诉讼中的证据——Napster最终因这些诉讼而关闭。可那时候，帕克已经被公司管理层赶了出去，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栋海滨别墅里。“管理层叫我休个长假，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基本上就是开除的委婉说法。”

为Napster效力时，帕克认识了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后者当时正资助的一家公司，与Napster同在加州圣克拉拉的一栋建筑里办公，从那时起，帕克的每一次创业都得到了康威的支持。

抵达旧金山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帕克一起拜访了康威。从他家的门厅可俯瞰理查德森湾，我们在那儿喝了些布鲁耐罗（Brunello）酒，尝了点意大利火腿。这位投资过谷歌、PayPal、Twitter和FourSquare等多家明星公司的投资人表示：“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苦难。”

Napster与其说是一家公司，不如说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马戏团——一群想法奇特的人凑在一起，不认为加入的是家创业公司，倒认为自己参与了一场叛逆味儿十足的社会运动。帕克说：“我在Napster学到的许多东西就是，哪些事情做不得。”他说话的时候，康威拿了个笔记本在一旁记录——他的惨痛教训表明，听帕克的没错。“帕克当上Facebook总裁后，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得来看看这家公司’，我本来可以成为彼得·泰尔的。”康威说，他这里指的是泰尔对Facebook投资，泰尔后来成了亿万富豪。“可我当时说，‘你得先把Plaxo的问题解决好吧，不要跟我介绍这个什么Facebook了。’”他啜饮了一口红酒，摇头苦笑道：“这些真是令人痛苦的回忆。”

Plaxo是帕克尝试创立的第一家真正的公司——提供帮助用户实时更新通讯录的网络服务，相比Napster或Facebook，这听起来有些无聊，但它是一种早期社交网络工具，还首先使用了一些病毒式营销技巧——LinkedIn、Zynga和Facebook的之后的发展都离不开这类技巧。帕克表示：“Plaxo就像是一支独立乐队，尽管不为公众所知，但对其他音乐人很有影响力。”

下载Plaxo之后，该程序将分析你的通讯录，向所有联系人都发送一条信息，鼓励他们也使用这项服务，有人因此注册后，该软件又会进一步分析他的通讯录，继续进行传播。很短时间内，Plaxo的营销信息就发到了数百万用户的邮箱中。“某种程度上说，Plaxo是最让我自豪的公司，因为它给世界带来的革新最多。”帕克如是说，这些经验后来又改变了Facebook的发展史。

帕克很快就退出了Plaxo，至于其前因后果，则有几种不同说法。帕克本人称，他们招来谷歌前董事拉姆·施里拉姆（Ram Shriram）帮助管理公司，结果后者却阴谋将他逐出公司，并剥夺其股权。“拉姆·施里拉姆的计划很恶毒，不仅要把我踢出公司，还要让我破产、身无分文、一无所有，连任何期权都没有。”
施里拉姆不愿接受《福布斯》的采访，但Plaxo联合创始人托德·马索尼斯（Todd Masonis）和卡梅隆·灵格（Cameron Ring）的说法截然不同：帕克在该公司战略形成和筹资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日常运营颇为繁琐，他感到无聊起来。马索尼斯称，帕克经常不来公司，即使偶尔来一趟也让其他员工分心。“事情是这样的，他经常不来公司，即使偶尔来一趟，那也是晚上11点的事情了，而且他不是来做些工作，而是带一群女孩来办公室，向她们炫耀自己是这个公司创始人。”

不管原因何在，帕克的离职都是一团乱麻，他坚称投资者们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寻找排挤他的理由，他被指控行为不端和使用毒品——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证明。“事情处理得不好，我们应该预先说明情况并亲自处理，这样会好一些，”联合创始人卡梅隆·灵格称，“不过回顾过往，总的来说对我们和肖恩来说，这都是正确的决定。”

帕克当时没人可以依赖，感到被联合创始人和密友们孤立。他说：“我感到对人性彻底丧失了信任，似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我谁都不能信任。”他想过提起诉讼，但知道法律战可能持续好几年，因此决定放手——毕竟他已经发现了一家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公司。

首先向帕克介绍Facebook的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友（阿伦·索尔金在电影塑造的情节则是，帕克从******对象那里得知了Facebook），他当时已经是一个社交网络老兵，除了创立Plaxo之外，更直接的是原因是他曾为Friendster担任顾问。Friendster是Facebook之前的社交网络先驱，目前风头不再，帕克接触到这家公司纯属意外——一个记者问他，Friendster与Napster听起来有点像，之间有没有关系？他知道，广阔的大学生市场已经成熟，理应有自己的社交网站——那时已有多个在个别大学运营的小型网站——而Facebook已经走出了哈佛校园，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先是发信到Facebook的公司邮箱，随后又在2004年春季，在一家曼哈顿中餐馆与扎克伯格和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见面。

几周后，他偶然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街头遇上了扎克伯格及其员工，之后不久就搬进了达斯汀·莫斯科维兹的房间——一起住在Facebook租赁的房子里。亚当·德安杰洛面无表情地说：“那部电影里面，就这一个情节比较接近事实”。德安杰洛曾是Facebook创立初期的首席技术官，目前忙于他新创立的问答网站Quora，我有幸在Quora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与他见面。

虽然当时年仅24岁，但在Facebook那群大学生创始人中，他已算得上资深商界人士。他帮助几位创始人在硅谷周边建立人脉关系、设立路由器，并与乐善好施的投资者会面，包括泰尔、霍夫曼和平卡斯等人。
“在Facebook从一个大学项目转化为一家真正公司的过程中，肖恩起了枢纽作用，”马克·扎克伯格在邮件中表示，“或许更重要的是，肖恩帮助我们确保，任何有意投资Facebook的人，不仅是在投资一家公司，还是投资一个使命与愿景，即通过分享使这个世界更加开放。”

德安杰洛也盛赞帕克，称他帮助其他人意识到：设计与工程一样至关重要。“在Quora，我们的第一个员工就是设计师，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么做，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设计在Facebook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艾伦·西蒂格（Aaron Sittig）一道，帕克帮助Facebook确立了极简主义的风格，西蒂格是他在Napster认识的旧友，后来成了Facebook的关键架构师。帕克坚持，网站浏览必须流畅，而添加好友之类的操作应当尽可能便捷。“我们希望使它像电话服务一样，”西蒂格称，“做到隐于背景之中。”随后，帕克又帮助Facebook推广照片分享功能，这是他担任该公司总裁期间最后的行动之一。

2005年8月，北卡罗来纳警方在以他名义租赁的海滨别墅中发现了可卡因，他因此遭到了质询，尽管并未被捕或遭到起诉，这一事件很快就导致他在Facebook的地位下降。

受相关协议的限制，各当事人不便透露他为什么以及如何遭到驱逐。帕克的说法是，加速合伙（Accel Partners）憎恶他，因为他迫使该风投公司根据1亿美元的估值进行投资，当时这个估值看起来很高（不过，加速合伙此后又投资了Spotify，其明星投资人吉姆·布雷耶更是对我说，帕克有“超凡的洞察力”）。帕克有许多支持者，可卡因丑闻使Facebook各创始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帕克认为，辞职是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如此，他在五年中第三次被排挤出局。2005年秋季，他搬到了纽约，在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乐队作词人那里借住，后者是他在Napster时认识的朋友。

尽管不再是Facebook的员工，帕克继续为扎克伯格提供战略方面的建议，并帮助Facebook招聘查麦斯·帕里哈皮提亚这样的重要高管。西蒂格表示，帕克仍帮助该网站进行设计工作，还是Facebook“分享”平台——用户可通过该平台上传新文章、视频和其他第三方内容——开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影响。不过，帕克对Facebook作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缔造的公司架构——基于他在Plaxo的经验——据此，扎克伯格对他创立的公司拥有完全、永久的控制权。

帕克的计划赋予扎克伯格的股份以超级投票权，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不用担心在筹资过程中摊薄控制权，同时使他在董事会控制足够多席位，只要愿意，想在公司呆多久都行。“Facebook的架构确保马克能保持尽可能强的控制权，肖恩对此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这既表现在他能谋得高估值、低稀释的融资，还体现在董事会架构本身和一些关于控制权的细节上，”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兹表示，“他经历过Plaxo的乱局，对控制权问题很敏感。”

因此，帕克对《社交网络》对自己的描绘深感不满，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饰演的帕克是个残酷、自大的机会主义者，迫使爱德华多·萨维林离开公司，还剥夺了他的股份。在现实生活中，帕克在Plaxo的遭遇正与电影中萨维林的境况一样。“我不介意被描绘为一个堕落的聚会狂，因为我不觉得那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帕克表示，当然他很快补充说，那些狂欢情节也太夸张了，他强调，“但被描绘为一个不道德的、唯利是图的经理人，着实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是错误的。”

电影去年10月上映，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赏，票房上也很成功，帕克深受打击。“当时我的情况很糟，因为这部电影热映，而它对我的描述离事实差得太远了，我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他说，“我非常恼火，而且我刚刚与相处四年的女友分手，还刚做了膝盖手术，无法行走。”在电影上映之前，他已经在拉斯维加斯半岛酒店的一间套房里躺了两个月了，其间体重涨了30磅。另外，创始人基金、Spotify和创业公司Airtime等的各种职责加起来，也让他有些吃不消。

常言道，否极泰来。他暂时不再管Airtime的日常运营，膝盖也痊愈了，而且在一位共同好友的介绍之下，他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22岁的乐手兼作词人蕾娜斯。

尽管已取得诸多成就，帕克内心中仍保持着黑客本色，推动他的主要动力不是钱，而是对颠覆的渴求。因此，他始终没有摆脱Napster心结，尽管该公司八年前已迫于诉讼压力关张，但他一直在寻找这样一家公司：既能延续Napster分享音乐的承诺，又能给音乐人以回报。与Facebook照片服务一样，他憧憬音乐业也能借社交图谱繁荣发展，他需要的是一个在Facebook上分享音乐的工具。

两年前，一位朋友告诉他，有家称为Spotify的瑞典音乐网站提供无限制的合法音乐服务，帕克动员了整个关系网以求引荐，然后在尚未亲眼目睹该产品如何运作的情况下，就直接发了电邮给Spotify创始人丹尼尔·埃克，概述了他理想中的音乐平台，希望Spotify能符合这一描述。

埃克一直是Napster的忠诚粉丝，帕克的建议使他深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人思考的时间比我本人还多。”经过一系列邮件互动，再加上试用了该平台，帕克深感满意，希望进行投资，可是，埃克刚刚获得了香港巨富李嘉诚的资助，没有再寻求投资的计划。帕克必须证明自己对该公司的价值才行，他把Spotify介绍给了马克·扎克伯格（本文发表之后不久，Spotify就将推出Facebook整合计划），并帮助该公司叩开了唱片巨头华纳与环球的大门，这些举动赢得了Spotify董事会的欣赏：帕克最终投资了约3,000万美元。

帕克现在还向Airtime投入了不少资金与精力，这使他与Napster时代的旧友范宁重新携手。对于该平台的细节，帕克不愿多谈，只是称其将提供实时通讯与分享功能——他认为网络上这方面的服务尚不周全。Airtime很可能会是一家供用户发布视频，然后实时对视频作出回馈或彼此互动的网站。帕克称：“我的定位是消灭孤独感。”Airtime还会加入随机********功能，与去年昙花一现的Chatroulette类似，后者曾因人们的窥私癖而大热一时，但现已关闭。与帕克的所有其他项目一样，Airtime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分享与发现。

这些项目使他必须经常旅行，每个月，他都得坐飞机在纽约（常住地）、洛杉矶（音乐界高管）、旧金山（创始人基金）、斯德哥尔摩和伦敦（Spotify）之间穿梭。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时，我问他到底在哪儿报税。“这真是个好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在他新豪宅举行的聚会从晚上11点开始，但结束时已经很晚。第二天帕克将飞往斯德哥尔摩，帮助设计团队调整邀请流程，并改善其他一些功能，帮Spotify做好发布Facebook版本的准备。“我今晚得去一趟健身房，还有需要花1个小时处理的电邮，还得给为期两周的欧洲之行收拾东西。”他说。说话间从办公桌上两台电脑显示屏之一上看了看时间——已是凌晨3点，“说真的，我都说不清我们已经在这儿呆了两个小时还是只有20分钟。”
 
译：黄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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