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巴菲特为《纽约时报》所写专稿

　　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们号召大家“共担牺牲”。可是就当他们提出这个号召的时候，却把我排除在外了。不仅如此，当我询问我的那些超级富翁朋友们正在承受哪些“痛苦”时，得到的答案也和我一样，没有差别。

　　当中下阶层的人在阿富汗为我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当大多数美国人正因为入不敷出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们这些超级富豪却仍然在享受着特殊减税政策。我们中的一些人叫做投资经理，每天挣几十亿美金，却可以把这些收入归入一个叫“附带权益”的会计项目，而享受15%的优惠税率。其他还有一些所谓的长期投资者们，其持有股指期货只有10分钟，收益的60%就也可以享受15%的税率。

　　我们的这些庇护都来自华盛顿的立法委们。他们这么做好像是被迫的一样，似乎我们就是类似斑点猫头鹰那样的濒危动物。俗话说树大好乘凉，看来确实不错。

　　去年我的税单显示(包括所得税与工资税)总和是6,938,744美元。看着是个很大的数字，却只是我应税收入的17.4%。这个比率比我办公室里的其他20个人都低。他们的平均税率是36%，最低的33%，最高的达到41%。

　　如果你像我的那些超级富翁朋友一样用钱赚钱，那你的税率可能比我的还低些。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上班工作赚钱，你的税率肯定会超过我——还很有可能超过许多。

　　想知道原因?那你得理解政府收入的来源。去年财政收入的80%来自个人所得税与工资税。超级富豪的绝大多数收入都按照15%的所得税率缴纳，却几乎不缴纳工资税。但这对中产阶级人群则不同，他们的所得税在15%到25%之间浮动，不仅如此，还要缴纳承重的工资税。

　　如果回到上世纪80到90年代，富人们的税率则要高的多。比如我的税率就算是一个中等税负的情况。依据我从前听说过的一个理论，不断提升的资本与分红所得税，早就该让我做出抛售股票并停止再投资的决策了。

　　可事实是我并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我作为一名投资者已经工作了超过60年，在这期间，即便是资本所得税率高达39.9%的1976~1977年间，我也从没有见谁因为对潜在收益的高税率就远离投资市场的。人们投资是为了赚钱，而收税从没有喝阻过他们。至于有些人说高税率有害就业，我不得不告诉他一个事实，近4000万个就业机会是在1980到2000年创造的。而那之后，税率降低了，可创造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之前。

　　自从1992年以来国税局收集了全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及个人的数据。在1992年，这400个家庭及个人的应税收入大约在169亿美元，其中29.2%作为税收予以了上缴。而到了2008年，这一应税收入总计达到了909亿美元，相当于惊人的人均2.274亿美元，但是上缴税率则下降到了21.5%。我所列举的数字只包括了联邦所得税，你能确信的是他们所缴纳的工资税则是微乎其微。其中88家的2008年的工资收入申报为零。

　　我知道这些富豪中的许多人都是极讲究体面的人士。他们热爱美国，也很感激这里给与他们的巨大机遇。其中许多人都已经加入了“巴比捐款誓言”(Gates-Buffett Giving Pledge)，承诺把他们财富的大多数捐给慈善事业。大多数人都不介意多承担些税负，特别是当他们的同胞在遭受痛苦时。

　　议会中的12人成员组将很快承担起重组我国金融的重任。他们将设计一份在未来10年至少减少1.5万亿赤字的宏大计划。这很重要，但远不止如此。美国民众对议会能处理好目前财政困难的信心正在急速丧失。只有快速、真实、大范围的行动才能避免这种怀疑发展成为绝望。而这种负面情绪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12人组的工作之一，是削减过多的财政负担，因为即便是一个富有的美国，那些承诺也是很难兑现的。这样会省下一大笔钱。12人组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创收。如果是我，我会保持现有99.7%的纳税人的税率不变，并继续目前工资税的2%减税率，因为这能帮助中下阶层的人士喘口气。

　　但是对那些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2009年数据显示这样的家庭及个人有236,883个，我会立刻提高100万美元以外的超额税率，其中当然包括分红与资本利得。对于那些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2009年的数据是8274户，我会建议额外增加税收。

　　我的朋友们及我本人，已经受到议会太长太久的照顾，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政府认真对待“共担牺牲”这一口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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