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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末
一
在河南,建业是企业界的代表,胡葆森是企业家群体中的典型。
几乎不用明说,大家就是这么认定的。一个房地产企业,能做到这种程度,挺不容易。当然其中也有大众和媒体捧场的份儿,日积月累使然。
建业具有港资背景。虽说现在满街都是港台企业,它已不算什么了,但在10几年前,一个企业与香港连上一点边儿,那的确不得了,神秘而又令人崇拜,好像太有钱,太有来头了。建业较早来到郑州,胡葆森说中原是盐碱地,而在这样的盐碱地里,托中原人民的福,建业长成了港台背景企业中的参天大树,这不能不说是时代成全了它。
胡葆森原名滑二民,早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一次,我坐出租车,一个自称是他原来同事的司机神秘兮兮对我道出他的一些传奇经历,有的已经超出公共所知之外,我着实大吃一惊。看来,一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前因的,只不过,胡葆森通过“转型”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天助,也是自助。
见过胡葆森的人,都称他为“老胡”,包括见诸于报刊传媒上,老胡似乎为此怡然自得。也难怪,但凡胡葆森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其人必是微迈八字步,一颠一颠,向上微扬起脸,器宇轩昂,无论何时,总保持着一种平和、大度而有亲和力的微笑,其间,凛然现出霸气。
连讲话都要带有一些哲理性、号召性、概括性,因此外界都认为胡很“儒”,是一介儒商。也正是因为长期“儒商”形象的有意塑造,以及在中原地产界的丰硕斩获,胡理所当然成为区域性的商业领袖。
他的名声传得很广,这多少得益于他在河南最早接触《福布斯》《胡润百富榜》。一家在全中国数一数二的信托投资公司,来郑州开拓市场之初,总部点名最好先和建业“发生一些业务联系”。而在一些会议场合,许多老板都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利于媒体记者拍照。
建业就是胡葆森,胡葆森即为建业。所谓的“高处不胜寒”,这样的儒商,喧闹之中保留着一份孤独、孑然,以及一种带着尊严感的自我欣赏。
曾有他的挚友在我面前评价他说“为名所累”。我轻轻一笑——笑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胡的人生乐趣可能正是在这活色生鲜的现实世界中。
儒者,入世也。
二
胡葆森高大、魁梧,嗓音浑厚、气宇轩昂。这样的财富拥有者和事业成功者,其魅力常常感染荷尔蒙充足的企业家们,以至于凡是老胡到场的地方,往往群贤毕至;凡是老胡投资的地方,必然热钱扎堆。2010年8月成立的河南地产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5家中原地产商唯老胡马首是瞻,即为明证。
男人尚且为老胡的风度所折服,女性更不用提。
老胡手下,个性内敛但雷厉风行的男性经理人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一批精明能干、风姿绰约、英气逼人的女性职业经理人宛然成为另外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知名度较高的,像“坚忍图成”式的女二号人物、集团执行总裁闵闵,助理总裁王静,建业足球俱乐部前总经理杨楠,联盟新城总经理朱静,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陈瑛,等等,在具体的管理岗位上,这些“巾帼干将”“铿锵玫瑰”的风采丝毫不输于须眉。据说,在建业本部及各个大区中层以上的领导岗位中,女性占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比例。
的确,江山美人,步入建业各个小区,美景洋房之外,处处皆见如此的“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令人如沐春风。
女性职业经理人的常见特点是,对企业忠诚度高,考虑问题细腻,执行力强。老胡将她们的特长和潜质发挥到极致,近20年的春风化雨、精耕细作,现在的建业,呈现的形象不仅仅是雄阔、大气,还有柔性与婉约,可谓刚柔并济、儒雅相生。
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建业足球俱乐部前“美女老总”杨楠。作为胡葆森的外甥女,10年中她在建业足球俱乐部五上五下,其中固然有胡葆森“亲情照顾”的因素,但,面对着坚硬的足球,面对着俱乐部阳刚气十足的小伙子们,其以柔克刚的女性管理艺术,成为建业足球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支撑点。
女性职业经理人,乃至女老板,其实在地产界也极为普遍。这个行业,以服务至上,好的房子,需要悉心打理,需要漂亮的女性形象与其搭配。这不仅是财富的聚集和吸引效应,也是人性的现实。在太过刚性的财富世界里,融入一些女性的柔软、细腻和婉约,不仅为点缀,更为歆享那份“碧水绕青山”的生活意境。
如果说老胡是建业这本书的封面,那么,他手下的那些女性职业经理人,就构成了书的精彩插图和曼妙清香。
三
我一位朋友,曾在一篇写建业的文章中提到,建业身上具有某种清教徒式的精神,因为它的增长不够迅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求在河南扎根,“它赢得了很大范围内的信任,而且这些信任与它的赢利能力是否足够强大关联甚少”。据此,他认为这种自我节制和约束的行为,符合亚当·斯密所说的 “合宜的同情心”,是建业身上的一种独特个性。
为一家企业的逐利性作出辩解,是危险的。尽管,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韦伯,都认为市场是“善”的,但就中国传统商业伦理而言,企业家的经营都被赋予道德色彩。建业前期的经营哲学,包含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包含着节制和适度,这正是它赢得市场普遍尊重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当建业上市,当资本意志逐渐主导了建业的整体发展战略,从“心”出发的“踽踽独行”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其时,业界盛传胡葆森将进军京城的商业地产市场,而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建业早已在各地开卖高价房(品牌效应使然?)。如此做派,不一而足,建业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蜕变。这恐怕是奉行“内圣外王”之道的胡葆森,内心矛盾而无奈的一面——面对着具有赢利诉求的机构股东和股市投资者,他的房地产已无法再保持一种纯粹、中庸而优雅的“艺术操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个人作为一个股东,我不能把自己报效家乡的情怀强加给上市公司。”
这是冷酷的现实,建业,已经不是胡葆森一个人的建业。
时至如今,作为浸淫东西方文化多年的胡葆森仍旧拥有一些健康而精致的个人爱好:原来喜欢篮球、排球、游泳、爬山、郊游、话剧、电影,现在打高尔夫、收藏油画,懂音律,爱读书,《菜根谭》烂熟于心,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阿凡达》热映那阵子,他一个人悠然自得地溜进电影院,看外星球上的拆迁,叹现代三维技术的美妙。
然而,岁月的风霜已开始浸染他的两鬓,但生于50年代,太多的世事变迁让他学会了淡定和坚守。正如他的一位属下而言,与50一代比,老胡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土壤中意外地具备了商业天赋,与新一代商业精英比,老胡更多一份兼济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和修为。
诚哉斯言!
四
在业界,胡葆森和王石、冯仑有中国房产“三君子”之称。时至如今,在精神信仰层面,后两人一个到西方的教堂追问终极,并到哈佛访学,一个建了一座民企博物馆,为中国企业家的思想精神传承树碑立传。
胡葆森在精神气质上与他们遥相呼应。不过,立足于“处江湖之远”的中原大地,“士魂商才”的儒家胸怀,让他在许多时候更敢于为民众仗言、为区域经济发展发声,其角色,有时接近于公众知识分子。
中国自古以来,小民因地位受限,表达意愿的渠道和机会少之又少。改革开放,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登上舞台,万众瞩目,一些人“铁肩担道义”,万众福祉自然和他个人的奋斗等同起来。胡葆森这样去做了,历年“两会”,他的提案都广受关注。不过,正如一些观察者所言,作为行业代言人,他是成功的,但,他如果能将他的目光更多地投辽阔的民间和基层,他的发声如果再添一些苍凉的人文底色,那么,他就会和其他许多众声喧哗的企业家区别开来,显示出真正的“士”之本色。
这样去要求一个商业领袖,是苛刻的。但民众显然有更多的善意去期望自己的“偶像”能承担得更多。所有的爱与责任的表达,绝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思想或口号,更重要的,是踩紧脚下的大地,时常让人谓其“心忧”。
成功的企业,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余英时煌煌大著《士与中国文化》说得很明白,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但却是最为核心的价值命题之一。建业显然对解决这个问题做了有益探索,其“18年·18城”的省域化战略的成功,就对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诠释:“适应、利用、改善”,简而言之,就是“合作”。
这样的道理,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做得好更属难上加难。在今天许多追随者奉其为楷模,普遍叫好并赞其为“先知先觉者”的时候,胡葆森已开始冷静下来,强调企业经营者应当把心态始终保持在一个“深秋的温度”。
强调“内省”,这正是传统儒者达到“内圣外王”的修为之道。胡葆森长时间展现出来的自信和霸气,或许正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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