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吗？”“没有，它是什么，小说还是历史书？” 他的回答让我多少有些吃惊。他出生于1944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新制度的试验中度过的。这本小说曾触动了他的很多同代人、或更年轻的一代人——一个在1949年死去的英国人竟如此精妙地

　　描述出他们的生活。

　　不过对他而言，1984不意味着噩梦，而是希望的象征。他站在那里，两手交叉放在身前，等着摄影师按快门。齐齐的寸头像是刚修剪过，整洁、利落，花白的颜色增加了他的魅力，智慧的确随年龄而增。他身后的墙上是暗黄色的铜质浮雕，那是他一手缔造的公司的大事记，1984醒目地突现出来。所有对中国的商业世界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那个抒情的段落，联想的故事是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的一个小平房里”开始的。

　　1984年不仅是这家公司的开始，更是他的人生轨迹的转折。“在40岁之前，我是白过了”，他曾经说。

　　在过去的20年里，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人物，从小平房开始的公司如今的产品覆盖着从莫斯科到墨西哥城的广阔区域，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在采访前，我问周围的同行朋友，引来一片沉默。他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时间似乎长了些，被谈论得太多了，言行又总那么正确与得体，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座纪念碑，重要、稳定、令人景仰，充满坐标意义，但谁会对一座纪念碑产生追问的热忱。

　　但这座纪念碑仍在生长，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提醒人们他的存在价值。两年前，他重新出任自己缔造的公司的董事长，8个月前，他推出了新的电子产品，并称要再一次抓住新潮流。

　　很多人对此深表怀疑。创始人再度回到前台，常常是危机与希望的双重信号，通往截然不同的结果。

　　“到现在，我认为收购基本算成功”，他说。人人都记得6年前的那笔交易，一家成立不过20年的中国公司收购了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这一商业交易也立刻被赋予政治与文化含义——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的新领导者。

　　这笔交易之后，他似乎也退居到幕后。他指定的年轻人当上了这家新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一位美国人成了首席执行官，这象征了他们要拥抱整个世界。6年中，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公司内部的故事，它想必充满了纷争和不快，或许也经常滑向破裂的边缘？大部分中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计划都困难重重，它们有的被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拖垮了，有的则无力建立起新的组织结构。所谓的全球扩张，仅仅是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卖到了更多的地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仍是主要的竞争优势。

　　这一切颠簸似乎暂时过去了，512天扭亏为盈的计划抚平了人们的疑问。但这个行业变得太快了。很少有人还记得他所提到的王安电脑、DEC，它们都曾是名噪一时的公司。对于新一代人来说，雅虎与Netscape像是原始时代的名词，而在Facebook崛起后，连Google都失去了锋芒。一切都在加速度进行，以至于当你竭尽全力达成几年前的目标——世界第一大PC制造商时，发现这个行业已不再重要，消费者蜂拥地涌向iPad与iPhone，它们才提供丰厚的利润。10多年前，人们还为“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的目标激动不已，苹果如今设定了新的标准——产品不是必需品，而是身份的象征，个人意义的源泉，甚至是一种世俗宗教。

　　他能带领这家公司进入新时代，将Wintel时代成功复制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吗？所有的怀疑都看似有理。它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确保了之前的成功，却很可能成为新潮流中的障碍。他的成功是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是中国市场特殊性的成功。它之前尝试过的新业务，似乎效果不佳，看来这家公司缺乏创新的基因。

　　乐Phone与乐Pad已经推出，更像是对苹果公司产品的不太成功的模仿。甚至他在新产品发布上的讲话都过于宏观。在长达6分钟的演讲里，他提到了“大地母亲”、“因为这是在中国”，他激情洋溢，甚至落泪。身在现场的人，感受到一股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像是10多年前的“保卫民族工业”的重现。似乎在多年奋力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之后，他又要重申本土精神，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商业上的考虑与需要。

　　“那怎么和苹果比？”人们在潜意识里或许还会这么想。这多少像是冯小刚在看过《阿凡达》后的感慨：“这不是导演与导演的差别，而是国与国的差别。”它或许令人想起罗伯特。赫德在１４０年前对清王朝的海军的辩护。他说海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是树上的花朵，倘若树木有问题，你又怎么能苛责花不够鲜艳。

　　人们指责他的公司只是个追随者，缺乏真正的创造精神时，却忘掉他成长的社会大背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在1984年才开始，他那时已经40岁。他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学习关于市场、贸易、会计、公司组织这全套知识，还要小心翼翼地与当时相当封闭的官僚系统协调。经过30年的革命与阶级斗争之后，这个以商业头脑著称的民族几乎丧失了对商业行为的记忆。1984年，却是史蒂夫。乔布斯大放异彩的时刻。全美国的观众都在橄榄球联赛的电视插播广告中看到了那惊人一幕：一个金发的妙龄女郎，从一群暗淡无光的男人中冲出，抡起手中的大锤砸向人群正在观看的一块巨大屏幕，一个酷似“老大哥”的人物正在屏幕上演讲。屏幕应声炸开，发出炫目的光芒，随之屏幕上出现了字幕，宣布麦金托什计算机的推出，它将令1984年与众不同、精彩纷呈。

　　在他青春年的岁月里，正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能听到的是样板戏、领导语录，甚至恐惧于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乔布斯则享受着鲍勃。迪伦和印度哲学，当他17岁时对电子器件感兴趣，他会在电话黄页上查到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威廉。休利特的电话，和他聊上20分钟。

　　中关村的小平房与硅谷车库的面积差不多，但它们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一个封闭、单一，一个开放、多元。它们的差距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缩小太多。中国的确不同了，但变化比人们期待的慢，中关村没有成为硅谷，而北大、清华也从来没有像斯坦福与伯克利那样富有创新精神。一些时候，你甚至感觉它们的之间差距更大了。

　　他不怎么在乎这些苛责，他喜欢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他也对人们的技术崇拜没太多兴趣，他说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很重要，但企业从来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知道“什么时候是跟随别人跑，什么时候跃过别人，自己有没有条件去引领另外一条路”。他也对苹果公司掀起的狂热保持着冷静。“凡是做高技术公司，有经验的公司，都有可能夭折和死亡，苹果的时间也未必多长”，他说。他已见证了足够的繁荣与衰落。除去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创新，一个日渐庞大的组织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昔日的优势也经常转化成阻碍。“乔布斯的光亮确实是太耀眼了”，他的潜台词不言而喻，此刻的光亮也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谁知道没有乔布斯的苹果会变成何种面目？

　　他也深知自己的危险性。在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型中，联想不一定会成功，它的“第一步仍是能够跟上大的转折，不要被人家甩出去”。而且，人们能想象一个没有他的联想吗？

　　“不，不，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他摆着手说，否认联想过分依赖他的存在。他说杨元庆成熟的速度令他满意，他相信联想的组织能力能应对新的挑战。这真是矛盾的一刻，他回到了前台，同时又说要淡化自己的影响。

　　支配他的仍是生存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青春经验，或许没有给他太多的知识积累与视野上的启迪，却一定让他熟练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此刻商业与技术环境的不断改变，就像40年前政治风向的不断改变，你要在外界变化和内心信念之间保持平衡，你要紧随变化，又不能被新变化冲垮。

　　人们对待联想的态度，多少像是中国进入世界的缩影，它被突然推到了一个位置，一方面陷入自我夸耀，觉得自己即将征服世界；另一方面又自我贬低，觉得我们在技术上、设计上、市场创新上永远都只能是跟随者。或许它们都对。

　　“山上乌压压一片，那个城市有2000多万人，全是贫民窟，”他讲起了几年前第一次去墨西哥城的感受，“其实，我从前住的那房子比他们的还差。”北京变了，而联想在墨西哥城、吉隆坡和印度设立了生产中心，在美国与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10年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有一家中国公司可以有这样的格局，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卖到１９０多个国家。但同时，此刻的我们也很难想象，一家中国公司可以制造出像iPhone、iPad 这样酷的产品。他提到了之前阅读的成吉思汗的传记，这个蒙古大汗被认定是野蛮人，却征服了欧洲。他喜欢这个人物身上蕴涵的巨大冲突，一个强大的野蛮人。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中上层阶级，不管他们来自北京、纽约、巴黎还是开罗，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使用同样的商品，身份感是他们的主要需求。同时一个广阔得多、被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称作“金字塔底的市场”则被另一种需求左右着，他们也渴求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这两个世界都吸引着联想，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后一个世界的渴望更为强烈。6年前的全球化的主张有了不同的含义，到哪一个全球——是要把产品卖到纽约与柏林，还是要覆盖孟买、内罗毕与卡拉奇。这些市场都需要一种“逆向的创新”，它不是让一切更酷，而是要让产品更便宜、更方便、更适于未受过太多教育的消费者。

　　比起商业世界，他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年轻时代，他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看法。他说刚刚与于建嵘吃过饭，钦佩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政治、经济体制与民族的学习能力”是他认定的国家进步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他曾在几年前说。有心人听得懂他的意思，企业是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倘若社会出现病变，企业又怎么独善其身。他总是用这种间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他的声音依旧洪亮，你几乎可以感觉得到他一贯的激情，他是个喜欢思考也好争辩的青年，他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那真是荒诞的时刻。一方面是可怕的压抑，就像是奥威尔描绘的1984年的景象，一切都处于监视之中，个人的独立思想与意志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又是无处不在的自由，所有的秩序都被推翻了。

　　这样的环境也塑造了他的性格，教导他如何获取内心的独立，又要保持安全。44年前，文革刚刚开始时，他和几个同学本能地觉得这种方式有问题，它或许不像是领袖宣称的那样。他们的理智与外部环境间产生了撕裂，他们就聚在一起，说出自己的想法，出门后则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他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个人的脆弱性。暂时的、单方面的进步经常被历史的惯性所吞噬。在一些私下的场合里，他警告自己那些民营企业的同行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民营企业家们的命运大多不佳。兴致好时，他还要充当暂时的预言家，他问起我们的年龄，然后颇有指向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别想轻松过去。”

　　这都是无法追问的问题，或许答案也无法明确。他神情轻松，像是彻底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他已经很好地做完了自己这一代的事。

　　他的故事从1984开始，如今进入了村上春树所说的１Q84——“周围一切都在变，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代”。不过，这挑战该留给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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