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作为一名以政策为导向的慈善家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本身不是关于钱的，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尔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而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法律允许观点不同和利益各异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俄国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尔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尔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则假定存在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产生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因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个性成长时期是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还不到14岁，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之间，只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面对被驱逐和被**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动荡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个性形成时期。在此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第一次**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出逃小组。他们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在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他们又被卷入。历经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其实，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完全脱节。他没有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的愿望，相反，他只求能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到他的一个主要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牢**满腹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来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他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准备了假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而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很幸运，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魔爪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匈牙利，17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生长的这个奇怪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幻想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即使环境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的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主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尔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对应，将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相对应;将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相对应。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促使我后来提出了反射的概念(Concept of Reflexivity)。

　　恰恰是反射概念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给了我一种优势，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家，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管理者。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梦想。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是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基础。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读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而已。

　　这一切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使我既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又能在它最终到来时有能力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让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价。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应该被认真对待，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和扭曲的，这就是“谬误性”。另一个是，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就是“反射”原理。比 如，把吸毒成瘾者当罪犯对待，他们会做出犯罪行为。因为这会导致对吸毒问题的错误理解，而妨碍对吸毒成瘾者的适当治疗。另一个例子，把政府看成是坏政府则容易使政府变坏。

　　两个命题其实都是常识，但我的命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还没有被广泛认识接受。特别是反射概念被故意忽视，甚至被经济学理论否认，而经济学是最发达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门社会学科。认识反射性成了徒劳地追求对人类事务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它与反射概念直接冲突。而这两个概念，导致了对金融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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