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美国咨询公司Grant Thornton做出的最新调查称，中国商业领导人的压力全球最高。

　　在2009年11月，有76%的中国大陆商业领导人感觉紧张有压力，与之对比，在瑞典只有23%的商业领导人会这么觉得。中国之后，商业领导人压力最大的国家是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和希腊。与之相对，压力最轻的分别是瑞典、丹麦、芬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这个结论是通过对36个国家的7400个私营企业调查后得出的。同时，调查中说，“当问到导致压力的原因时，共同的原因是经济环境，资金流动，竞争和高负荷的工作。”

　　中国的商业领导人将经济环境归结为导致自己压力的一个原因，乍看上去让人不解。因为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可能是受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也是受此次危机影响最小的大国。中国政府很果断地采用了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手段。

　　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超过8%的GDP增长率。在2010年，根据官方的说法，增长速度只会更快。在危机过程中，不断由中国政治领导人和中国企业家在参加国际论坛时，开始对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提出建议。“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提法也开始重新变成热潮。

　　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此次调查的对象全部都由私营企业的领导者构成，就会解释这一悖论。在中国，几乎没有私营企业成为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之前，中国政府正在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领域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比如钢铁和能源。这些领域内的私营企业几乎没有例外的受到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当我在浙江和江苏对一些私营企业家进行访问时，其中一些人对这种影响表示了明确的认可。同时，中国国内舆论上开始出现对“国进民退”现象的报道，舆论指出，国有企业借助宏观调控和经济危机的时机侵蚀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比较知名的案例如中粮集团曾经提出对私企汇源果汁的收购——此前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中国政府否决；再比如著名私营企业家杜双华的山东日照钢铁被国有钢铁公司收购；还有2009年发生的山西小煤矿国有化事件。

　　资金流动直接同经济危机以及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相关。经济危机会带来对一个公司上下游企业的影响，因此，即使一个公司本身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供货商和采购商会拖累这家公司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采购商的延迟付款就会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与此同时，中国大的金融结构的设计仍然是倾向于国有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的。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私营企业从国有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和其他方式融资的可能性降低。银行的惜贷甚至逼私营企业提前还贷，毫无疑问会让部分私企商业领导者的压力骤然加大。

　　至于竞争的因素，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以至于在某些行业会出现价格“割喉战”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国本土市场庞大，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大多数存活下来的公司仍然能够取得不错的收益。不过，这一情况在新的竞争对手加入之后会发生变化。在中国，引发这种变局的新入场者是国有企业，这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国进民退”现象相关。不少私营企业在自己的领域发现了“国家队”对手，甚至一些以往大型国企不屑于去做的行业也不例外。在中国，媒体关注较多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前段时间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拍下天价地王。另外一些例子，比如携程网会发现它多了一些强劲的对手，同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相关的同类型公司12580，以及另一家大型电信企业中国电信的118114。

　　高负荷的工作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常态。可能不同于调查中选取的其他国家的公司，因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历史很短，这些中国的商业领导者大多是公司的创立者和所有者，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又尚未完善，公司的成败基本系于其一身。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因素可能还包括以下几个：第一，中国的舆论环境对私营企业领导者一直不太友善。尽管不像前些年，媒体会追问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但是公众和媒体普遍抱有巴尔扎克式的想法，“巨大的财富总是和同样巨大的罪恶相关”。2008年和2010年的地震灾难中，对私营企业的“逼捐”和对部分私营企业主的人身攻击让人记忆犹新。媒体和公众一方面将他们当明星追捧，另一方面，潜意识中将他们当罪人审判。第二，中国政商关系复杂。前首富黄光裕案揭露出这种复杂关系的一角。作为私营企业商业领导者，几乎必须要同各方面的关系斡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权力。而这种复杂又加深了公众对私营企业领导者的仇视，公众认为他们中一些人正是凭借贿赂和关系才取得商业成功。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看来似乎只能劝他们学会自我调节。因为环境和人都很顽固，无论是经济大环境还是公众的态度，似乎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得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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