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时，柳传志才因“憋得不行”而“下海”。但他只用10余年的时间，就使联想由一个注册资金20万元的院办企业成长为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旗舰型企业集团。在他看来，创业者的成功依靠于基因和机遇

　　柳传志谈管理

　　“一个进到班子的成员，德是放在第一位的。”

　　“要把话放在桌面上说。”

　　“领导班子里边有了宗派以后，就会形成不治之症。”

　　“联想的一个核心的管理理念，我们称之为是管理的三个要素：叫建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

　　“不能说主要的第一把手，是发动机，其他的人都是齿轮。一定得要能够做到其他的骨干，都能形成为一个同步的发动机。”

　　“我不会用言语去回应质疑，我只用具体的业绩赢取信任。”

　　宗惠

　　5月31日，柳传志回到老家江苏省，在无锡市政府举办的一次论坛上，面对数千创业者将自己的创业经验娓娓道来。

　　“真的要创业的人，就要想清楚，是要做大树还是要做小草。”柳传志说，他自己就是不管不顾，坚决要当“大树”的。

　　而怎样才能成为“大树”？柳传志说，一要基因，一要机遇。

　　尽管柳传志并未细说“基因”与“机遇”是如何影响自己的，但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这两个因素对他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

　　四十“下海”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年3月，**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0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

　　这一年，柳传志40岁。

　　在这之前，向科学高峰攀登了十几年的柳传志大概意识到自己并非科学家的料。于是，他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但很快，他发现当官也不是自己的追求。于是柳传志人生中最不安分的时间，从这个岁数开始了。

　　当时的情况有些两极分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开始不长时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诸如“造**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头脑活络的人都下海了；另一方面还留在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军心不稳之余，不太情愿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这样没有承诺的事业上，所以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柳传志“下海”的态度非常坚决。事实上，他说，自己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

　　柳传志得到了单位传达室旁边的两间小屋，还有20万元的启动资金、两个合作伙伴和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公司的前身，就这样悄然启动了。

　　“拐弯儿”造电脑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京，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

　　但柳传志认为，公司需要更高的立意。他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1988年4月18日，联想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当时，联想的员工还不到300人，主要业务是销售一种叫“联想汉卡”的产品，以及给国外电脑做销售代理。但柳传志决定“小题大做”，他请来的客人和记者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

　　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柳传志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市场变化，但是联想却不能“造电脑”。

　　当时，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需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公司都有许可证，但中科院没有。

　　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拐大弯”的路线。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在高调宣布“进军海外”一年之后，柳传志将在香港研发出的“286微机”送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国，当时在汉诺威正举办电子技术交易会。也是在这次交易会后，柳传志终于达到了“拐大弯儿”的目的。

　　资本大联想

　　1994年，柳传志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企业成长乏力，国外生产的个人电脑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而反复发作的“美尼尔综合症”让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最终，50岁的柳传志拿出了“突围”战略———“用年轻同志”。于是，他一面将杨元庆推到最前线，一面向中科院提出了一份“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45%归员工。

　　在1994年，“股改”带来的“红利”还只是一个数字概念。直到1997年，才变成了“真金白银”。这一年，联想微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17.6%，比位居第二的IBM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证监会同意“中国联想”在香港上市的计划。

　　上市使联想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正如柳传志所言：“联想在1996年以后不断在PC(个人电脑)领域里扩展和进步，跟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是密不可分的。”1996年3月15日，联想在其率先发动的PC价格战中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国内PC冠军。

　　含辛茹苦的创业过程与融资成功之后的一飞冲天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柳传志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0年，联想分拆成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卸下一身重担的柳传志开始与联想控股副总裁朱立南筹划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在柳传志做了两年的风险投资之后，“十六大”召开，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嗅觉灵敏的他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国有企业如果改造好了，就会由铜变成金子。”于是，联想又成立了做并购投资的直接投资部，并演变成现在的弘毅投资。

　　2005年，联想集团以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收购IBMPC业务部。完成这起“蛇吞象”般的并购后，联想成为中国第一个冲进“全球500强”的民营企业，但很快，高管间的文化冲突、金融危机让其陷入了诸多麻烦之中。

　　联想集团国际化的失利将已经引退的柳传志重新拉到幕前。

　　柳传志回来后，他将业务的重点放在中国市场，并让中国人重新掌握了这家国际化公司的控制权。不过，他想要的比重新控制这家公司长远得多———联想集团的对手是国际大公司，必须要有大的突破。

　　父亲的影响

　　柳传志出生于1944年，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5年的时间，但家境算得上不错。

　　柳传志的祖父是上海一家钱庄的经理，母亲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银行国外部、中侨委三司一科、中国国际贸促会等担任要职。

　　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宝刀不老，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之后又创办柳沈专利事务所，挽救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香港法律服务公司，成为中国开放以后最早放眼国际的先行者。

　　柳传志曾在多种公开场合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我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元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柳传志创业的时候也已是中年，所以知道父亲的艰难。联想的半军事化管理大概也跟柳谷书有关：“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

　　受父亲的影响，柳传志也出了名的守信。

　　2007年，柳传志被温州商界邀请去参加一个交流会。当柳传志乘飞机赶去时，正遇上**雨侵袭温州。于是，柳传志被迫停留在上海，而到温州的飞机最早一班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了。柳传志担心飞机再延误就会无法准时参会，所以他就搭上“公务车”连夜赶路，最后柳传志准时赶到了温州。当他红着眼睛出现在会场时，温州的企业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事业上，父亲也给了柳传志很多帮助。

　　比如，联想最早在香港成立的合资公司，就有柳谷书的公司参与投资，即中国技术转让香港有限公司。这对于联想在香港的起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3年，柳谷书老人驾鹤西去。在追悼会上，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柳传志感慨万千———“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

　　■链接

　　柳传志写给100年后人们的信(摘录)

　　2007年，我63岁。之所以我要特别强调我的年龄，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的中国所有的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场面。

　　因为有了这个年龄优势，我看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中国和4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会带着历史的比较和穿透去看事情。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说来惭愧，我爱逛的商店除了书店就是食品店。记得以前逢年过节，男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菜市场去买菜，要起大早在菜市场开门之前就排在前面，一开门就往里冲，以便在凭票定量供给的猪肉和鸡蛋之外还能买到一只鸡。现在逛食品店，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是过瘾———当然是过眼瘾，我已经进入了“有豆没牙”的年龄，医生和太太以保健为名，联合起来努力遏制我解馋的快乐。当我看到人们用薪酬中相对不大的比例就能享受我们过去做梦也享受不着的美味，我真是高兴。

　　最后，对100年以后的中国人，我最放心不下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这100年间会不会有大的战争或是自然灾害给中国甚至是世界以毁灭性打击？如果没有，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在2107年在世界上是不是真正的强国，排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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