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毛主席曾经说过，当年在陕北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武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就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在文的这条线，范长江则是仅次于陆定一、胡乔木的一名“将军”。他手下没有武装的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等。他指挥这几十人的队伍，全神贯注地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新华社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四面八方！

　　离开了深爱的新闻岗位

　　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范长江又马不停蹄地从新华社总编辑的领导岗位，走向北平，走向上海，然后又回到北京，先后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主持创办了新的上海《解放日报》，辅助胡乔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任副署长，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据说，此时的范长江是可以因工作需要列席或旁听政治局的一些会议的。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原农村部主任何燕凌曾这样描述范长江：“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 ”

　　他还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主持了一个以《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的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让报社的工作人员从中体会到，这实质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并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组织群众性的写作队伍，提高报纸的思想性。

　　他的这些要求、指点和做法，乃至对一些中层干部的批评教育，无疑是正确的，是为了尽快提高《人民日报》这支新闻队伍的思想、写作水平和报纸的质量。但是，由于他要求过严、过急，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满，在随后党领导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爆发了出来。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于缓解，他不得不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范长江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林枫为主任）。 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并仍兼二办副主任。

　　对于这次调离，他的大儿子范苏苏在纪念他父亲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父亲离开新闻界，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不但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句：‘服从组织嘛’。这是多么高尚的胸襟。 ”

　　“客串”也能创辉煌

　　范长江调离新闻战线之后，没有气馁，没有消沉，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接受新的任务。特别是他转入科技战线之后，工作非常主动积极，因此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办了五件很有影响的大事：

　　一是组织编制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他在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后，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先后抽调了几百名各学科的专家，集中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并邀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指导，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两年，出色地完成了规划的编制任务。

　　随后，他又协助郭沫若院长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呆了98天，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电子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

　　二是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并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

　　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连续三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三次首都科技界的春节联欢大会，请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接见科学家，与科学家们同庆佳节；并争取到中央领导支持，在友谊宾馆内筹建了一所北京科学会堂，在会堂中兴建了一座在当时说来，相当现代化的学术报告厅，解决了全国性学会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并给全市6级以上的科技人员发放可自由出入科学会堂参与活动的出入证。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会议闭幕后，陈毅副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四大洲科学家，并作了重要讲话。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宴会祝酒。会议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长江同志在一旁引见介绍。

　　四是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大发展，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五是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

　　一个之前在我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转战科技界，竟也交出了一份辉煌的答卷。我们科技界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位卓有远见的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开创时期的老领导。

　　长江不肯向西流

　　“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使范长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当那张所谓的揭批范长江的黑诗：“蠢人蠢事蠢主张，自毁长城觉安康。……成败得失先例在，倒行逆施必遭殃”的大字报一写出，就有邀功者拿着这张大字报去国家科委请功，说这是范长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反对毛主席的黑诗。范长江也就从此处于被审查被揪斗的境地。

　　他在被揪出之初，就把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13年日记，几乎一天不差的主动交给专案组审查过。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也没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思想言行，相反地却感到他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满腔热情的，对毛主席、对周总理以及对他的一些直接领导，如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等很有感情。后来，造反派头头不满意审读者的表述，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

　　此后，范长江被送到了河南确山干校。那时已是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刚好那时，我与几位一同回京探亲的先遣队的同志结伴返回干校。专案组看我们人多，就委托我们一路上协助照管一下范长江，以防中途出事。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里，看他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好，一路上还说了几句话。他问了问干校的一些情况，我们如实相告，他听了还挺高兴，并给我们说了抗战期间新四军军部曾一度设在确山竹沟的情况，看样子他对确山的那一段历史还挺熟，情绪蛮好。

　　没想到到干校后，分配他和几个被视为敌我矛盾的审查对象一起，每天干最脏的活，从厕所里掏粪，倒进菜园的粪坑里集中发酵。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这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的60来岁的前辈来说，是很折磨人的。

　　他来到干校以后，专案组又用了近一年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作为“罪证”，对他进行面对面声色俱厉的追问、逼供，并抛出一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的罪证，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定性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央政治大学当学生时的一段历史，说他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历史反革命”。这等于是对他一辈子革命生涯的全盘否定，并使他在长期看不到、也听不到中央文件的情况下，想不明白了。

　　在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他从厕所挑粪出来，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铁青铁青的，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眼也不抬地往前迈，心想他是不是病啦？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因为那些天，专案组正在审问他，担心某些极左人士见了，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他死后，老红军出身的工人许瑞红把他的遗体从井里捞上来，报请确山公安部门验尸后，装入木工班给他打的一口薄薄的棺材中，埋在干校西边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

　　但是，冤情终会大白于天下。两年之后的1972年10月16日，经过他夫人、孩子的不断上书，终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示，为他平了反，子女的家庭出身按革命干部对待。但骨灰直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政期间才得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又过了三年，到1978年12月27日，经中央批准，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范长江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这样一位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新闻界精英，科技界的真诚朋友、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第一届老领导，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使死者在九泉之下终于得以安息。

　　1990年，中国记协为了学习和纪念这位前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并于1991年开始评奖活动，至今已进行了多次评选，有多位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获奖，使这个被埋没多年的曾响亮一个时代的名字：范长江，再一次发出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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