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那为什么还要纠结呢？

　　陆川：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说这样拍是不行的，我要拍的是一个主流电影，要拍成《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教父》那样的电影，必须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如果去拍那些具体的事，它们无法指向我最终要表达的意义。那些故事太精彩了，以至于一场“乌江自刎”就会让你忘了这个电影的意义，你全部会被项羽吸引过去，他的死就是英雄的、感人的，你不会再想到其他的意义层面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从这些故事和关系中间找到最有兴趣的点来拍。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这部电影上映，当普通观众、“90后”观众、女性观众面对它的时候会不会和我一样激动，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拍这个题材？

　　陆川：当时拍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选择这部片子，本来是要拍《英格力士》的，但那个本子一直没有通过。那时候正好星光国际找我来拍《鸿门宴》，作为男人我还是很想拍骑马打仗的戏的。因为我是编剧出身，所以我的习惯是拿到剧本之后先去看书，把《史记》里相关人物的列传、本纪都看了一遍，又翻了翻《资治通鉴》和一些专家写的分析类的书，包括李开元、陈景元这样的史学家的书。《鸿门宴》是完全按照反间计这样的套路来讲的一个故事，当然情节很紧凑，但这与我在看史书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冲动和兴奋相比就有些小了。而且我反观那些看过的书，其中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刘邦杀韩信。你想想，历史上赵构杀岳飞，崇祯杀袁崇焕……所以这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典型案例。书上写处死韩信的罪名是：纠集家奴和街上的流窜犯夜袭皇宫，企图杀害太后和太子。当时告发这件事的是韩信的家奴，司马迁写到的家奴告发韩信的原因是他和韩信产生了矛盾，韩信要杀他，家奴逃跑连夜进宫告密韩信谋反。我们知道这样的常识，在法庭上，这样的证人提供的证据是不能采用的。司马迁很聪明，他把这个大前提写在最前面了，所以后面的东西是否可信完全由读者评定。当时我在写剧本，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编了一个年表。这个表的横轴是刘邦、项羽、韩信、吕雉、张良、萧何、嬴政，表格的纵轴是时间。也许这个表格对于电影的用处很小，但对于我了解这整个事情的帮助太大了。当我把这个表格列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巧合，比如刘邦和韩信在薛城第一次相见，同一年他们俩一起投奔项羽，项羽给了刘邦五千兵，收了韩信做侍卫，这些我都拍在电影里了。还有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是要靠数据和时间来表现的。比如，项羽死后的第二天，韩信就被剥夺了军权，30万人的军队全都没有了，第二年就在云梦被逮捕了，原因是觉得他可能谋反。从第二年被逮捕，一直到刘邦死前半年，韩信都被软禁在京城里，一步未出过京城。所以，他不可能有很多家丁，不可能去夜袭王宫。我突然明白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藏了一些事情，再加上和被称作“史学家的福尔摩斯”李开元教授的沟通谈话，我在这方面有了更深的体会。应该说，正是和李开元那次谈话之后，我决定放弃拍《鸿门宴》了，因为《鸿门宴》就是按照《史记》来拍的。鸿门宴这段历史，司马迁采访的是樊哙的后人，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樊哙的后人，所以鸿门宴里樊哙的角色会显得很重要。事实上，樊哙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军功，最大的功绩就是一直陪伴着刘邦，是他的乡党。以当时95%的文盲率来说，樊哙可能是一个文盲，但在《史记》里记载的樊哙说的那番话并不是一个文盲能说出口的，历史的记载是有偏差的。刘邦杀韩信这件事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心结，因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类似的事儿，我特别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讲刘邦杀韩信，这件事成了我拍这部电影的唯一动力。但这个动力又让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特别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才能走到那儿，才能讲清楚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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