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3日下午，结束了长达12年外逃之旅的赖昌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上一次来京，是在1999年春节后，和他一起抵京的还有5000万人民币现金——他试图赴京“灭火”。但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火”，在随后的大半年里，烧掉了他的整个帝国。

　　1999年以前的20年里，这个身材矮小的福建男人，从一个挖沟工人慢慢成长为厦门市的“模范市民”、公安部春节晚会的座上客以及中国“最著名”的商人。而1999年之后的12年里，他从中国最著名的通缉逃犯、安大略省最一掷千金的赌徒，变成了一个甚至需要举债度日的人。

　　赖曾经所拥有的“辉煌”的20年，是中国经济过山车式增长的20年。从“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到成为“世界工厂”，赖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狡猾地捕捉生财机会，赖氏企业的走私船只的引擎，和中国经济的引擎一样强劲。但到1999年赖昌星案发前夕，赖的运作模式已经如此的不合时宜——赖昌星外逃几个月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将获得关键性突破，关税降低，将直接挤压走私的利润。

　　即使抛开法律的因素，单从时代的角度，赖昌星是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人。他外逃后两年，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表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外逃后1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是的，奢侈品——当初，赖是以贩卖走私磁带和塑料电子手表开始的。

　　“格外落寞”的“公关专家”

　　过去的12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促成赖昌星的遣返。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

　　“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美国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曾在2003年访问过赖昌星，在他的“十亿消费者”一文中，转述了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的话。

　　赖昌星在加拿大的律师马塔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大陆的专案组曾携赖昌星的哥哥一起以贸易代表团名义进入加拿大。他们和赖昌星在一家酒店会面，并打算将赖昌星带回中国。但见面没有什么成果。在过去的12年中，赖昌星与中国政府人员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和谈判。

　　就在被遣返前两周，赖昌星给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打了个电话：“我搬家了”。

　　黄运荣第一次见到赖昌星是在2002年拘留聆讯的法庭上。1999年初，赖初到加拿大，其实并没想过会在这里呆很久，他一直和国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白天他习惯去赌场，一边赌钱，一边等着“国内摆平之后就回去”。

　　逃亡12年，赖昌星早有倦意，跟踪观察赖昌星12年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丁果回忆，赖多次对他说，回去总要回去的，只是时间问题。同时，他也没有否认过，他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丁果分析，赖为他的回国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同意前妻曾明娜和孩子们相继回国，这是打探和铺路。

　　2006年，赖第一次距离被遣返前所未有的近。当年6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将赖昌星逮捕，送入拘留所。赖昌星本来没有异样的感觉，但到了晚上十一点，移民部的车和警方的车同时达到，赖昌星骤然紧张，以为就此遣返，绝望之下，以头撞柱。

　　之后辩护律师马塔斯出席聆讯四个小时，要求延缓遣返、更换遣返前风险评估机构。当月30日，法庭在审理赖昌星申请暂缓遣返一案后，赖昌星确定不会在原定的26日被强制遣返，他也暂时获得了自由。他主动邀请温哥华和外地追访的记者到一家中餐馆喝早茶，可谓是他逃亡十二年中，唯一一次对媒体“摆排场”的行动。

　　赖曾经对丁果感叹：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牢房里，但他却也从来没有一天是感觉自由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认为“不会在加拿大呆太久”的赖昌星，已逐渐把主要的精力和手腕放在了使自己尽量滞留加拿大上面。

　　2009年底，赖放出风声说要写自传。赖当面告诉丁果，书已经操作成形，执笔者是曾经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一个女作家，书名叫《赖昌星说赖昌星》。内容将是他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书中还会附送一个光盘，“驳斥”远华专案组对他的“不实指控”。

　　但之后半年多，赖昌星改了电话号码，而书也一直没有出来。

　　2010年10月，赖又在当地基督教布道家远志明的布道大会上决志信主，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做。上一次他表示要洗心革面的时候是跟随陈摩西牧师，时间大约在2003年。

　　赖甚至应邀前往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与学生对话。内容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腐败问题，厦门远华案是内容之一。

　　那次活动，加拿大《环球华报》主编黄运荣也被邀请到现场。赖昌星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很多时候他希望通过媒体圈打听国内消息，听一听媒体人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赖昌星外表忠厚，说话粗犷，只有一对闪烁的小眼睛透露出精明。在2003年夏天见过他的美国作家麦健陆(James McGregor)形容赖昌星，“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裤子”，麦健陆说，赖的平头和农民般红润的脸庞令人印象深刻。

　　但黄运荣认为，“什么时候见媒体，什么时候失踪掉，他把握得很准确。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非常懂得怎么利用媒体为他说话，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健民同样持此看法：“赖昌星对媒体驾轻就熟，到后来就基本上是一个公关专家了，什么时候放料，什么时候沉默，他把握得非常好。”王健民说，“有时候他会故意装傻，将计就计。”比如谈到行贿高官的问题时，赖会模糊地说：晋江人朋友之间钱都一起用，几百万借来借去很正常。

　　1999年，王健民路过厦门，在悦华酒店门口，他看到一个留着平头的胖子和四个朋友站在阳光下抽烟，别人告诉他，那人就是赖昌星。半年后，远华案事发。王健民立刻从香港飞往温哥华在街头大海捞针地寻找这个胖子，花费一周无所收获。2001年赖昌星因涉嫌非法入境被关押在温哥华的拘留所，王健民终于联系上温哥华方面，隔着玻璃对赖昌星进行了专访。那是远华案后赖昌星第一次面对媒体。赖的镇定令王健民印象深刻，他用闽南话不以为意地对王健民说：“事情遇到了，就是这样了。”

　　从2001年起到2006年，王健民对赖昌星进行了多次采访，地点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麦当劳。但2011年7月初，王健民路过温哥华，当时他想再找赖昌星聊一聊的时候赖罕见地闭门谢客了。果然，再过几天，他就被抓，此后就是遣返回中国。

　　在加拿大的12年里，赖昌星几乎重演了自己“过山车”式的一生。最初一段时间，他曾是尼亚加拉赌场著名的豪客。在运气最好的一天，赖赢了二十三万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输了八万五千四百美元。

　　此后赖昌星的经济状况很快就出了问题。他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小。起初他住在温哥华一幢150万美元的豪宅里。有一名司机和一辆大型SUV。在大量资产被冻结后，2003年时，他搬到了本拿比丽晶广场的一套四居室公寓中。这样的经济状况，是12年前的赖昌星难以想象的。

　　这是赖昌星格外落寞的一段时期。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赖昌星曾向他倾吐心绪，“越来越想家”——赖在谈话的最后说。

　　在这次谈话后两周，赖昌星的命运终于回到归国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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