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周日。问阁下一个问题：在私隐、安全和便利之间，你重视何者多一点？因在港大爆美国政府监控通讯计划棱镜行动（PRISM）而无人不识的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选择了揭发国安局（NSA）内幕这条不归路：斯诺登是叛国者还是真英雄？

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看回应者在文首三个因素之间如何权衡、怎样取舍。在“棱镜门”事件上，奥巴马虽饱受压力，但他在回应泄密问题时，就声称美国政府“欢迎”国民围绕私隐、安全和便利，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辩论。然而，以国家安全为名展开的活动，向来讳莫如深，即使电讯集团的最高决策者，由于“未经政府许可”，对公司内协助政府进行情报工作的技术人员的一切相关活动，皆无权过问。

电讯集团老总尚且给蒙在鼓里，寻常百姓对国安局一类“黑箱作业”的政府机关在干什么、公民自由受到多大程度的侵犯，所知自然更少。若非斯诺登选择走上爆料的不归路，国民对政府监控的规模手法仍将一无所知，试问如何像奥巴马所说那样，在私隐、安全与便利之间作出“最佳取舍”？

基于此，正面评价斯诺登的抉择，即对“叛国者”还是“真英雄”作了间接回答的人，数不在少。

便利的诱惑

政府监控公民通讯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极限”，在下不懂回答。从“棱镜门”发生后的民调结果可见，美国人对电话和电邮被政府监察，认为可接受与不能接受者，大约各占一半。

不介意的人也许认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情报工作不可能在无遮无掩的状态下进行，以牺牲若干私隐权换取国土安全，非但并不为过，甚且理所当然。不过，老毕相信，在私隐保障与网络世界提供的便利之间，习惯了资讯、娱乐唾手可得的现代人，恐怕还是比较珍惜“便利”。今时今日，上网查资料、阅读、看片，已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保护私隐而不得不在便利上付出代价，对不少人来说，也许较公民自由受到侵犯更难接受。美国民调显示约半数受访者“不介意”政府监控通讯，与其说他们真心相信当局网罗的私人资讯越多，反恐能力便越强，还不如聚焦奥巴马口中三个因素的最后一个：便利。

老毕有过如下的经验：在下很喜欢吃汉堡包，常在网上查阅哪里的burgers好吃量足。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下每次登上常上的网站，率先弹出的往往并非想看的内容，而是其竞争对手令人垂涎欲滴卖相一流的汉堡包广告。

之所以如此，自然因为对在下的阅读兴趣、消费模式以至电邮记录了如指掌的搜索器或社交网站，在评估过老毕的可能偏好后，把结果“慷慨”地跟第三方分享，透过“度身订做”的产品广告，既吸引老毕眼球，又为提供用户喜好的一方创造收入来源。

当然，政府知道老毕爱汉堡大餐，于防范恐怖袭击毫无裨益。然而，《经济学人》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对分析“老大哥”（Big Brother）问题甚具启发性，在此不妨一提。

谁才是“看门人”？

假设有人夜以继日在You-Tube观看发生于巴基斯坦的“斩首”影像，然后发电邮向其胞弟“吐露心声”，大谈伊斯兰教义之余，还加上一句：万事俱备，只欠一个物美价廉的“高压锅”。Google掌握了这个用户对“斩首”影像的癖好，并从电邮内容中得悉此人正在四处张罗一个“高压锅”，于是马上充当“媒人”，联络大小厨具销售商，向这个疑似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传送高压锅广告。

大家认为，Google根据对用户所知联络广告客户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答案若是肯定的话，掌握大量个人资讯并以之谋取商业利益的企业，面对政府以防范恐怖袭击为理由，要求交出相关记录，企业应否有求必应？答案若是否定的话，那便等于说，公众不介意企业利用其个人资料寻求商业利益，却无法容忍政府为了安全理由而向商业机构索取一模一样的资讯。然则，监控公众私隐的“老大哥”是Google、Facebook 等网络世界的“守门员”，还是美国政府？

反过来看，倘若公众对企业或政府肆意套取个人资料一样无法接受，那么立足于掌控、分享用户行为模式和电邮内容的产业/企业，整个商业模式难免要重新估量，对经济的冲击非同小可！

斯诺登是叛国者还是真英雄，得由美国人来回答，但生活于网络世界的现代人，生活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娱乐要多精彩有多精彩，因确保私隐不受侵犯而甘愿走回头路之辈，只怕再多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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