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的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制造业经营困难，新型的制造业尚不能取代传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制造业处于艰难的转型时期。一个鲜明的案例是，根据中钢协发布的数据，86家会员钢企上半年合计盈利22.97亿元，实现利税397.9亿元，平均销售利润仅为0.13%，吨钢利润一度只有0.43元，两吨加起来赚的钱不够买一根冰棍。

国内制造业面临困境

　　2008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开始出现下滑趋势。这既有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能源涨价、人力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在经历将近三十年的“野蛮生长”后，亟待转型。

　　经营方面，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涨压力增大。最近十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4%，2006年以后出现加速上涨态势，超过了总体平均工资涨幅。2002-2011年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11001元上涨到36665元，增长了3.3倍。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和农民工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2010年、2011年农民工工资涨幅更是高达19.3%和21.2%。长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人数、适龄劳动力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劳动力成本长期呈上升态势。截至2013年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8.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企业应收账款规模持续上升、“三角债”抬头风险加大等问题突出。

　　融资方面，贷款艰难、利率高企给制造业形成极其沉重的压力。大量的资金只在金融体系内自我交易，不仅资金使用效率低，而且推高了系统金融风险。据调查，目前我国资本利润率为22%，其中，房地产资本利润率为28%，而工业为6.4%。与实体经济相比，非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诱导大量资本流向房地产和金融等非实体经济领域，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从而导致“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调查表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些传统制造业竞争能力很强的地方，很多制造企业纷纷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行业。

　　竞争环境方面，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端压力。金融危机后，美国树立以创新为中心、以高端为重点的战略，重建制造业竞争力。美国正在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更集中于制造和研发技术能力要求较高的复杂产品，克服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成为更有效率的制造国。而今，包括汽车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企业在内的制造业正呈现出回归美国本土的迹象。另一端，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挑战。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170亿美元，同比增长26%，而中国的这一同期增长率不到8%。中国制造业要么走产业升级的道路，向制造业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要么被成本更低的地区和国家所取代。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遇到了历史性挑战，过去的低成本、粗放的模式难以持续，竞争优势也在丧失，制造业必须转型，谋求在新层次上创造更加广阔、更加多元化的市场空间。

　　一是深化国资改革。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不断科学化，激发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有资本不应大举进入重要制造业、基础原材料等行业，应转向提供社会产品领域，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国有资本应从一般性产业有序退出，专注于民营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以公益性为主的行业。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当前制造行业竞争过度集中于价格竞争，企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较低，影响了竞争效率的提高。随着制造业的成熟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全球经济逐渐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为适应市场竞争和提高配置资源效率，制造业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从低利润率生产制造领域向具有较高利润率的研发和品牌营销领域转变，通过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妥善处理好产能过剩问题，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行业重组步伐。此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以市场需求为主，注重用引导基金等方式支持关键技术的成果转化进程。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据统计显示，我国60%以上大企业没有自主品牌，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只占销售收入的7.1%。要改变企业规模效益型的盈利模式，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支持通过市场竞争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在产业创新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经营环境和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政策上给予支持，促进转型升级，由“制造”走向“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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