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她是成功到极致的创富者，也是简单到极致的创富者。她把一瓶5块钱的辣椒酱做成可以与茅台相提并论的品牌，但她坚决拒绝像茅台一样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星。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能成为亿万富豪：她不识字、没有任何财务知识、不知现代企业为何物、说话常常逻辑不清。即便在暴富之后，她的生活也和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没有任何区别，打赌注很小的麻将，从早到晚。
　　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最初印象背后，还有另一个她：喜欢钻研、记忆力惊人、不畏艰难执著于想做的事、对现金近乎偏执的重视、绝不涉足自己不熟悉的行业、每一次迈出扩张的脚步都慎之又慎。
　　把一瓶5块钱的辣椒酱做成与茅台齐名的品牌；
　　她每天卖出130万瓶辣椒酱，一年销售额高达25亿，每瓶辣椒酱大概赚9角5分；
　　她15年只贷过一次款，她的财务只有两笔最简单的账：进来多少，出去多少；
　　她15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商业交易规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她目不识丁，她面对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不断摇头：“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凌晨3点，从贵阳龙洞堡机场出来，道路两旁的大部分树木楼房都湮没在黑夜中。唯一还亮着的，是一栋高楼顶上“老干妈”三个红色的霓虹灯字，它背后，是一排灯火通明的厂房。
　　每一天，这里都会生产出大约130万瓶辣椒酱，由始终等候在厂区的卡车拉走进入销售渠道，然后迅速被发往中国各地的大小超市，以及遍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娃哈哈贵州分公司一位渠道经理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它最大的意义是提高了华人对辣椒的接受度和依存度，改变了华人的口味。”
　　62岁的陶华碧和她的家族拥有“老干妈”超过90%的股权，她是这个“辣椒酱帝国”金字塔尖上的女皇。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贵阳最常见的一种廉价凉粉，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
　　由于交通不便，做米豆腐的原材料当时最近也要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才能买到。每次需要采购原材料时，她就背着背篼，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油榨街去买。由于那时车少人多，背篼又占地方，驾驶员经常不让她上车，于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好步行到油榨街，买完材料后，再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步行回龙洞堡。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   　　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而已，餐厅的背墙就是公干院的围墙。”当时餐馆的“老主顾”韩先生20年后对这个餐馆的记忆依旧清晰。
　　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韩先生回忆道。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每家的生意都非常红火，陶华碧发现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近乎本能的商业智慧第一次发挥出来，她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欢迎。
　　货车司机们的口头传播显然是最佳广告形式，“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号在贵阳不胫而走，很多人甚至就是为了尝一尝她的辣椒酱，专程从市区开车来公干院大门外的“实惠饭店”购买陶华碧的辣椒酱。
　　对于这些慕名登门而来的客人，陶华碧都是半卖半送，但渐渐地来的人实在太多，她感觉到“送不起了”。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
　　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根本接不下去话，而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很快陶华碧发现，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当时年产1.8万吨的贵阳二玻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
　　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发展壮大的唯一原因。
　　“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合作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成本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从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作坊时代的“老干妈”虽然产量很小，但光靠龙洞堡周边的凉粉店已经消化不了，她必须开拓另外的市场。陶华碧第一次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陶华碧用了一个“笨办法”：她用提篮装起辣椒酱，走街串巷向各单位食堂和路边的商店推销。
　　一开始，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都不肯接受这瓶名不见经传的辣椒酱，陶华碧跟商家协商将辣椒酱摆在商店和食堂柜台，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就退货。商家这才肯试销。
　　一周后，商店和食堂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竟然很快又脱销了。陶华碧开始扩大生产，她给二玻的厂长毛礼伟打了一个的电话：“我要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元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老干妈”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工人增加到200多人。陶华碧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头剁辣椒，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工商、税务、城管等很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政府有关部门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要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有时还受命上台发言。   　　从部队转业到206地质队汽车队工作的长子李贵山得知她的难处后，就主动要求辞职来帮母亲。虽然此时的陶华碧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意人，但她还是觉得李贵山辞掉“铁饭碗”来帮助她是“秀才落难”，故极力反对，无奈之下，李贵山只能“先斩后奏”，先辞掉工作才找到陶华碧，成为“老干妈”的第一任总经理。
　　有高中文化的李贵山，帮陶华碧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文件。一个读，一个听。听到重要处，陶华碧会突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文件说：“这个很重要，用笔划下来，马上去办。”
　　王武和谢邦银介绍，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需要签字的文件，陶华碧就在右上角画个圆圈——这是她从电视里看来的。李贵山觉得这样很不安全，他在纸上写下“陶华碧”三个大字，让母亲没事时练习。陶华碧对这三个字看了又看，一边摇头，一边为难地感叹：“这三个字，好打脑壳哦贵阳话：太难了!”但为了写好自己的名字，她像小孩子描红一样一笔一划地整整写了三天。
　　有人问她练字的感受，陶华碧用她的“特色语言”总结说：“比剁辣椒难、比剁辣椒难”。三天后，当她终于“描”会了自己的名字时候，高兴得请公司全体员工加了一顿餐。
　　直到现在，“陶华碧”是陶华碧认识的仅有3个字。
　　“我自己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
　　在陶华碧的公司，没有人叫她董事长，全都喊她“老干妈”，公司2000多名员工，她能叫出60%的人名，并记住了其中许多人的生日，每个员工结婚她都要亲自当证婚人。
　　除此之外，陶华碧还一直坚持她的一些“土原则”：隔三岔五地跑到员工家串门；每个员工的生日到了，都能收到她送的礼物和一碗长寿面加两个荷包蛋；有员工出差，她像送儿女远行一样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一直送到他们出厂坐上车后才转身回去；贵州过年过节时，有吃狗肉的习俗，陶华碧特地建了个养狗场，长年累月养着80多条狗，每到冬至和春节就杀狗供全公司会餐。
　　除了“干妈式”管理之外，陶华碧在公司结构设置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门，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开始，陶华碧把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她说：“我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单位不能这样。你们这些娃娃出去后，都给我带点文化回来。”   　　“老干妈”的管理团队，大概是中国目前大型企业中最神秘的一支，陶华碧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接受外界采访。坊间对这支团队的评价大致为：忠诚、勤勉、低调。而其长子李贵山离职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
　　“难道我还要怕假货吗”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老干妈”品牌广为人知。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东西好卖了，仿冒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老干妈”创立初期，李贵山就曾申请注册商标，但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干妈’是常用称呼，不适合作为商标”的理由驳回。这给了仿冒者可乘之机。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50多种“老干妈”，陶华碧开始花大力气打假。派人四处卧底调查，每年拨款数百万元成立了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开始了在全国的打假。
　　但仿冒的“老干妈”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出一茬，特别是湖南“老干妈”，商标和贵州“老干妈”几乎一模一样。
　　陶华碧这次犯犟了，她不依不饶地与湖南“老干妈”打了3年官司，从北京市二中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院，还数次斗法于国家商标局。此案成为2003年中国十大典型维权案例。
　　200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湖南老干妈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使用并销毁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前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相近似的包装瓶瓶贴，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这意味着两个“老干妈”可以同生共存。这是陶华碧无法接受的，她很快提起上诉。
　　其间有很多人劝陶华碧放弃官司，但陶华碧面对前来劝解的人就一句话：“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他们是崴货贵州话：假货，难道我还要怕崴货吗?”
　　最终陶华碧和湖南老干妈的官司，在两位黔籍官员：时任贵阳市市长孙国强和当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极力斡旋下，贵阳老干妈终于打败了湖南的“老干妈”。2003年5月，陶华碧的“老干妈”终于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同时湖南“老干妈”之前在国家商标局获得的注册被注销。
　　北京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中国著名辣椒制品品牌创始人“老干妈”陶华碧亮相。65岁的陶华碧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从摆地摊起家，历经艰辛，成为中国最大辣椒酱企业的掌门人。图为行事低调的陶华碧代表（右）赴会。   　　陶华碧，一个很多可能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但是说到她的另一个称号，可谓是家喻户晓，她便是创办了我国著名辣椒酱制品品牌“老干妈”的创始人，是现实中的“老干妈”。陶碧华作为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后，她说到，“老干妈”3年缴税8个亿，实现31亿元人民币的产值，一共带动了200万农民致富，他是按照他的知识来办了些实事。
　　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没有读过一天书的她现在的身价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没有文化光凭着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3年内，“老干妈”的产值达到了31亿元，在31亿元产值的背后，不仅仅是“老干妈”的品牌优势和独特的制作秘方，过硬的质量保证是能够实现产值达到31亿元的重要后盾。
　　陶华碧送80后代表笔记本电脑传“生意经”
　　人大代表陶华碧是贵州老干妈牌麻辣酱的创始人，人们亲切地称她“老干妈”。今天下午，贵州团刚刚开完工作会议， “老干妈”陶华碧就把80后代表玉屏箫笛厂厂长姚懿州叫到了房间，送给姚懿州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他是个厂长，人人都要学习好，企业家们把贵州经济带活起来后，也给我们贵州人民争光！“陶华碧说，希望姚懿州能用这台电脑架起玉屏与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玉屏箫笛。 陶华碧还传授了自己“生意经”，她告诉姚懿州，要能吃苦，经商更要诚实守信。
　　姚懿州是贵州团最年轻的人大代表，这两天正为没有带电脑发愁。“老干妈“今天专程去买了台电脑送给他，他既惊讶，又感动。 姚懿州说，这是他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有了这台笔记本电脑，更方便他做参会的准备。看到这个电脑就会想起“老干妈”教的怎么去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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