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阜，仅仅是个渔村小镇，和改革开放前夕的深圳差不多。随着列强的进入和地理位置，上海开始了飞速发展，巨大的经济基础是海派贵族们的财富来源，独特的教育环境和历史地位，让海派贵族们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了辉煌。

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一批不是上海人的“海派贵族”。旧上海的旗袍、夜歌、舞厅......真正的海派贵族们，其实很少涉足百乐门等地方。

如果要举出一个海派贵族代表性人物，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宋氏家族。有意思的是，宋家王朝建立者本非上海人。然而，宋氏家族在上海滩的起飞，的确代表了中国新文化后海派文化贵族的典型。

和京派贵族不同，海派贵族不太讲究出身。即便是宋家王朝的缔造者，曾经不过是一介平民，丝毫没有皇宫大臣的背景。上海人，其实是个很模糊的定义。解放前的上海，是一个类似纽约一般的大熔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来到上海，包括被苏联赶走的沙俄贵族到受迫害的犹太人，很多后来都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希拉里-克林顿夫人的父亲小时候，就曾在上海犹太学校避难。这所犹太学校建筑如今归属上海教育局。

老上海正是以这种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中国的海派文化和海派贵族。

京派贵族由于被列强欺负得太不起头，因此看不起上海贵族对西方的亲近。这种对海派文化的看法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成了很多上海人被打倒、被批判的罪证。

其实，海派贵族的来源，并非都是像宋家那样的传教士家庭。很多海派贵族本身是脱胎于传统的江浙甚至全国各地的贵族一群或者是事业有成之辈。他们有的因为商业、战乱、政治威胁、事业等等原因来到了上海滩。半殖民的环境，完全开放的口岸，让这些来自九州四海的中华贵族和能人，纷纷踏上了上海这片冒险家的乐园。

传统的“三代出一个贵族”的理论，在老上海被缩短了。海派贵族之所以能短期内成为贵族，部分因为海派贵族本来的根还是的中华传统贵族。只不过和京派贵族不同的是，海派贵族们适应了新时代，在事业上取得相当的成就，在文化上实行了蜕变。他们的经济基础，来自于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能力。在新环境下，他们比京派贵族有着更加稳固的经济支柱。在文化上，他们更加适应当时的新时代，最终成为时代浪尖的领头羊。

很多功成名就的人士，很快就被认可为上海上流社会的一员。这点和京派的皇宫大臣血统论截然不同。上海的贵族定义更广泛，可以说在老上海，不少海派贵族有着一些“范进中举”式的传奇故事。

海派贵族很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从事不同的行业，并非一脉相承。无论是呼风唤雨的宋家王朝、大上海风景画的作家张爱玲、上海滩大亨犹太人哈同、建立上海公交线和雷斯顿理工学院的英国人雷斯顿、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或者写作方面的女神童琼瑶，他们以后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都是“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传奇代表。

贵族的定义，远不是有钱就是贵族。这点无论是明清时代的皇族、山西银行家还是后来的徽商、浙商等家族，都非常清楚的。要维持家族的事业和社会地位，要成为真正的上流人物，教育是必须的。这是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教诲。而海派贵族，则完全继承了这个中国的传统，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不菲，而且极其开明。

海派贵族没有血统论，也不讲你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看中的，是你的个人。你的事业贡献，你的家庭门风，你的教养，你的财富。财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大上海的很多成功人士，虽然财富上谈不上“贵”，但他们能来往于上流社会，并被海派贵族接纳。这里，教育是关键的关键。

上海进入20年代后，雄厚的经济基础促使了教育和文化高速度发展。当时上海的高等教育已经比肩日本，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哈佛，上海交大、同济、震旦、沪江、雷斯顿理工等一大批出色的大学，各自根据美、德、法等列强的办学理念建立，最后融会中西，为老上海和海派文化的辉煌，打下了扎实的教育文化基础。除了大学，当时上海还有一批著名的中学，如培养了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的中西女中等一大批教会、本土的中学，也是名人辈出。高超的教育水准，是老上海贵族们持续辉煌的最大本钱和标志之一。

可以说，教育水准决定了一个人在当时上海的社会地位。听上去很有些“范进中举”的味道，也可以看到海派贵族的中国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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