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折腾”史！

    家里贫困万分时，他卖掉全家的救命口粮，筹本钱扎笤帚做小买卖；为村办工厂干活时，别人一天挣3块，他却主动要求降薪，一天挣9毛；村里给村民分地，他一分地都没要。

    他叫李宪章，目前是禹城一家毛纺厂老板。就是凭着这种看似疯狂的“折腾”，他拥有了千万家财。

    而如今已68岁的他，依然雄心勃勃，要再“折腾”10年。

    -李宪章创业简历

    李宪章，男，68岁，小学文化。1940年出生于德州市禹城市二十里堡乡李庄村；上世纪50年代辍学，回家种地；1960年至1962年，做生意，倒卖布鞋、指南针等物品；1963年，因担心在政治运动中被查处，将家中贵重物品全部以极低价格变卖；1963年至1965年，学习扎笤帚，将家中部分口粮卖掉，购买原料扎笤帚，在禹城集市销售；1965年至1970年，运笤帚到济南销售；1970年至1984年，在李庄笤帚厂做销售员；1984年至1990年，承包李庄笤帚厂，并在济南做土产生意；1990年至2003年，在广东做建材及物流生意；2006年，在禹城创立李氏羊绒纺织有限公司。

    眼前的李宪章，穿着干净平整的深蓝色羊毛衬衫，笔挺的黑色西裤，锃亮的皮鞋，头发虽已稀疏花白，却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走起路来又快又稳，丝毫不亚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说话简洁有力，还不时眯着眼，露出略带狡黠的微笑。

    这是日前记者在禹城见到的李宪章。这位年近七旬、清瘦干练的老人，带着这种略带狡黠的微笑，向记者讲述了他40多年来曲折、艰辛而又有趣的创业故事。

    “投机倒把”

    两年“混”成富裕户

    1940年，李宪章出生于德州禹城市二十里堡李庄村。幼年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充满了辛酸苦涩，当时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四口人种着三亩地，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十多岁时，因为交不起一年10斤麦子的学费，李宪章离开呆了5年的小学校园，辍学回家种地。

    上世纪50年代末，农村生活困难，不少人背井离乡去逃荒，火车站里天天黑压压地挤着要外出谋生的人。政府无奈之下规定乘车不用买票。“我当时想，与其在家挨饿，还不如出去见见世面。”李宪章摇摇头，有些无奈地说起了他开始闯荡的初衷。于是南至南京，北至哈尔滨，国内不少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这一闯还真闯出些名堂。细心的李宪章发现，一双布鞋在南京卖1块2，在泰安可以换10斤粮食，每斤粮食在德州又能卖两块钱。一只玩具指南针在济南卖1毛7，在泰安却可以换3斤粮票(当时泰安有煤矿，煤矿工人比较富裕，各种票证都挺多)，而每斤粮票在济南能卖近3块钱。只要一倒腾，一双布鞋能挣十几块钱，一只不起眼的小指南针竟也能赚8块多。而对当时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十来块钱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发现了这一奥妙，李宪章兴奋不已，于是他凑起钱，从1960年开始做起了小买卖。

    没过多长时间，李宪章就挣了不少钱，家里也富裕了，惹人羡慕的大胶皮车有了，农村想都不敢想的缝纫机也有了。

    “装疯卖傻”

    疯狂“败”家躲一劫

    但好景不长，1963年，禹城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李宪章做小买卖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是重点清除对象。一天夜里，一位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乡里已经列出了清理名单，你在里面，马上就要整你了，你快想想办法吧。”李宪章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年代，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就没法活了。”李宪章说。

    情急之下，他决定“装疯卖傻”，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100多元买回来的缝纫机，2元就处理了，引来不少人抢购。村里人纷纷笑他傻，但也就是因为这样“装疯卖傻”，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卖粮筹“资”

    偷扎笤帚挣“大”钱

    殷实的家底瞬间化为乌有，李宪章一家心如刀割。不过李宪章本人并未气馁，而是想找机会再大干一场。

    不久，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制作简单成本低，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干就干，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准备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问题又来了----他没钱买扎笤帚的笤帚苗。李宪章狠了狠心，想把家里的口粮卖掉。父母一听死活都不同意。那时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他：“粮食是命根子，千万不能卖啊，卖了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你不过日子了？”“娘，你放心，我卖一斤粗粮准给你买回两斤细粮来。”李宪章铁了心，没过两天，他一次卖了100斤粮食，买回400斤笤帚苗。

    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不过还是担心地说：“千万别再让人查了。”

    好的时候，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一把笤帚卖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一个月下来，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在农村可不得了啊。”李宪章说。

    济南卖货

    两天三夜不睡觉

    时间一长，李宪章不再满足禹城的小市场，而是盯上了济南的大市场。1965年春的一天，他担了一担共100把笤帚，乘火车到了济南。中午开始在大观园附近叫卖，晚上9点就卖光了。李宪章尝到了甜头，第二次去济南担了两担共300把。每担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车后根本没法一次担走，就先担一担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头去担另一担。

    笤帚多了，乘火车不方便，他就向生产队借了个独轮车，推上400来把笤帚，晚上10点从家里出发，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济南。因为他往往只请一天假，所以卖一天笤帚后，他又连夜花7个多小时赶回家里。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花1毛钱买斤地瓜吃。“有时晚上卖完货，我就连夜赶100公里到乐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赶回家。一趟下来两天三夜不睡觉，我和别人说别人都不信，队长听了还说我在瞎编。”想起4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李宪章唏嘘不已，“多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动降薪

    换回“无形资产”

    就在李宪章凭着超人的毅力开始二次创业时，国内政策又开始收紧。从1970年开始，李庄成立了笤帚厂，李宪章不得不停止单干，为笤帚厂跑起了业务，这一干就是14年。

    当时厂里的工人每天挣3块钱，李宪章却主动要求降薪，每天挣9毛钱。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和别人挣一样的钱，那我的活他们也可以做，但我挣9毛钱，就没人敢和我争这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少了，但我可以通过在外跑业务，认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是很难用钱买到的。”

    获得“无形资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济南，李宪章费尽心机找到一份驻济各单位的名录，接着一户户上门去联系业务。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四建公司。没等他把话说完，公司的财务科长就把他推出门外，“我们向土产公司买，用不着你的笤帚。”被拒绝后，李宪章又去了几次，仍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门边，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踪这位姓刘的财物科长，到人家家里推销业务。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这位科长终于同意进他的货。靠着不懈的努力，李宪章将济南的单位一个个拿下，最鼎盛时期，济南年笤帚需求量60万把，李庄笤帚厂一家就提供了40万把，占整个济南市场的三分之二。

    丢弃耕地

    创下庞大基业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李宪章承包了李庄笤帚厂，并于1984年在济南白马山附近买了片厂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产生意。生产队分责任田时，他能分三亩地，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村支书非常不解：“现在不要地，以后想要也没你的了，没了地你将来靠什么活？”李宪章淡然一笑，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早打定主意，这辈子只做生意，三亩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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