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结缘，邵氏根基初形成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了。自开埠以来，上海洋行、店铺、银行林立，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被誉为“十里洋场”，处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有“远东第一城”之称。

　　“锦泰昌”——老上海最著名的染料行，创办于19世纪末，创始人是一个名叫邵行银的宁波商人。邵家世代在宁波朱家桥一带经营染料作坊，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颇有名气。而邵行银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经商天赋，少年时的一次上海之行，让他立下志向，一定要把邵氏的染料行开到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去，多年以后，他的这个宏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年，只有二十几岁的邵行银孤身一人从老家宁波来到上海，创办了锦泰昌染料行。由于经营有方，注重信誉，锦泰昌很快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日渐昌隆，邵行银也成为了享誉上海滩的殷商。

　　1907年11月19日，深秋的上海，细雨蒙蒙，在锦泰昌染料行后宅，邵行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前堂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听起来十分急促。敲门的是家里的一位仆人，他告诉邵行银，太太马上就要分娩了。

　　听到消息，邵行银顾不上吃饭，立即叫上车夫，直奔医院。他刚走进走廊，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法国女医生微笑着，用并不流利的中文告诉他：“恭喜你，邵先生，是一个男孩！”

　　邵行银兴奋地一把抱住法国女医生：“哈哈，我的老六，这是我的老六啊！”还没容女医生缓过神来，他已经直接闯进产房去了。

　　妻子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身旁就是已经包裹好的新生婴儿，婴儿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邵行银还是如初为人父一般，难掩喜悦，他抱着儿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依据邵家的族谱排行，邵行银为自己的第六个孩子取了个古怪的名字：邵仁楞。也许今天，人们对邵仁楞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提起“娱乐教父”邵逸夫，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邵仁楞就是今天被人们敬称为“六叔”的邵逸夫。

　　邵逸夫的一生注定与电影结缘，他出生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他的出生地上海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他的世纪人生也随着中国电影历经艰辛、坎坷、磨难，最终走向辉煌。但是说起邵氏家族和电影的缘分，还是应该从他的父亲邵行银开始。

　　当时电影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刚刚传入中国，还处于默片(无声电影)时期。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电影还是一种特别新奇的玩意儿，谁都不明白，那么一块儿白布上，怎么能凭空出现山水树木，人物牲畜为什么可以在上面活动起来？但是，善于经商的邵行银的关注点却与众不同，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他感到电影这个新兴的行业必将会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于是，就在别人还在对电影这个新奇的事物充满着种种猜测的时候，邵行银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耳濡目染之下，邵氏兄弟们也对电影娱乐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也包括少年邵逸夫。

　　邵逸夫的长兄邵仁杰毕业于上海著名的神州大学法律科，曾经是一位律师，后来转行到一家银行担任经理，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人人都羡慕不已的高薪工作和如锦前程，在父亲的授意下接手了一家名为“小舞台”的剧院，并改名为“笑舞台”。

　　当时的“小舞台”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经营不利，生意越做越清淡，最后到了不得不出手转让的地步。然而，邵氏父子毅然决然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抢到手里，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如果邵仁杰这么做是因为年轻气盛、经验不足，可是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的邵行银没有理由这样做啊？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之时，“笑舞台”隆重推出了邵仁杰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新越剧《梁祝痛史》。优美的越剧唱腔和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十分符合当时观众的“口味”，“笑舞台”一炮打响，大扫此前“小舞台”沉闷冷清的气氛，人山人海的购票场面取代了多年来的萧条冷落，邵仁杰的名字也随着“笑舞台”出现在上海《申报》的重要版面。后来，邵仁杰扩大了“笑舞台”的经营，一方面走通俗路线，大演舞台剧，另一方面也经营影片的进出口生意，一时间颇受欢迎。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再加上国外先进技术的冲击，以传统工艺为主的锦泰昌染料行日趋衰落，邵氏家族的产业就只剩下“笑舞台”剧院还在维持着惨淡经营。

　　邵仁杰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毅然于1924年在上海闸北的横滨桥正式挂牌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并买来一部电影摄影机，准备自己拍制电影。从此，邵氏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将公司取名为“天一”，顾名思义，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邵仁杰认为，在商场上不想争天下第一，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商人。这种不服输，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在邵家的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买卖电影片子到放电影，再到后来独树一帜，成立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一电影公司”。在那个长兄如父的年代，邵仁杰的魄力和行事方式对邵氏兄弟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后来，自感孤军奋战、力不从心的邵仁杰把老二邵仁棣、老三邵仁枚也招募到了自己的旗下，兄弟们齐心协力，共同经营“天一”，由此迈开邵氏电影的探索之路。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美国滑稽明星卓别林的黑白无声电影非常流行。而当时的中国电影都是纪录性质的短片，还没有人敢尝试去拍剧情长片。邵氏兄弟以敏锐的眼光预感到这将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事业。1924年，“天一”出品了由邵仁棣编剧，邵仁杰导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立地成佛》。影片讲述了一个凶狠残暴、无恶不作的军阀，在其爱子被打死后，得老僧指点，大彻大悟，遣妻妾、散钱财，放下屠刀，削发为僧，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影片旨在以人的生、老、病、死和杀、盗、淫、妄、酒五戒为戏剧的核心，指点人生困惑。由于题材新颖，情节曲折感人，影片上映后，大受上海市民的欢迎，票房火爆，“天一”成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

　　针对当时追逐欧化时尚的社会风气，在《立地成佛》上映的同时，“天一”特别打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广告语，并以此作为“天一”日后的拍片宗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在那个华夏民族饱受列强瓜分的时代，“天一”的这一宗旨更是在民众间引起天一影片公司强烈的共鸣，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从此，一个电影公司用它的起起伏伏折射了中国电影的百年传奇。

　　旗开得胜的邵氏兄弟为之欢欣鼓舞，他们乘胜追击，很快拍摄完成了第二部影片《女侠李飞飞》。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女侠李飞飞拯救一名被诬不贞的弱女子的故事。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武侠片，影片的广告语为“飞檐走壁之技，稗官野史历见不少，然终出传闻未见目睹，今李飞飞片中眼见此项惊心动魄之绝技”。其道德诉求为“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影片上映后，更是轰动走俏，几乎是万人空巷。邵仁杰因此有了“中国武侠片开山鼻祖”

　　与这种文化、道德方面的保守立场相对应，“天一”早期的影片多取材自民间稗史、神话传说、坊间唱本、戏曲剧目、古典小说，如《梁祝痛史》、《孟姜女》、《珍珠塔》、《花木兰》、《义妖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等，都十分受欢迎。

　　此时，正在上中学的邵逸夫也开始关注电影，看到兄长们干得热火朝天，邵逸夫实在心痒难耐，就去央求大哥，让自己也到“天一”工作，邵仁杰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让他到公司做兼职。邵逸夫为此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而他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也从此开始。

　　破釜沉舟，抢滩上海滩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永远都是和时代同步，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在那个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蒙昧状态的年代，看电影却已经成为上海市民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而电影公司里更是别有一番风景。进入“天一”以后，邵逸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围着各种电影器材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惊叹的声音，时不时问操作机器的师傅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还自言自语，念念有词。邵仁杰被他可爱的样子弄得忍俊不禁，但还是在他面前摆出老板的威严架势，警告他不许动手碰任何机器，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邵逸夫不知道大哥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管他呢，只要能拍电影就好。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哥让他做的工作却是一个打杂的“伙计”。除了要负责清扫片场，整理道具，还要随时听从那些派头很大的摄影师和演员的差遣指使。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他还要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十分辛苦。当然，邵逸夫绝对不甘心总是做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他的志向是拍电影。于是，他利用跑腿的工作之便，悄悄观察摄影师如何操作机器，放映师如何播放影片，灯光师如何操控各种光源等等。

　　邵仁杰对邵逸夫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当着公司其他人的面，毫不留情地骂他。邵逸夫常常憋着一肚子的委屈，但是他却从来不去反驳，也不找借口。他知道，大哥这么做都是为自己好，因为自己做的很好的时候，大哥也会毫不吝啬地鼓励自己。邵逸夫心里一直期盼的就是大哥能够让自己真正接触电影设备，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中去。

　　机会终于在邵逸夫的“千呼万唤”中降临了，邵仁杰把他派到了放映组，专门负责跑片源。虽然还是个跑腿受累的活儿，可是邵逸夫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电影器材了。

　　那时的电影院还有加映新闻片的业务，若有突发性的事件，邵逸夫便扛着摄影机到处抢拍，每次出去拍片都会累得汗流浃背，但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热爱，邵逸夫始终没有怨言。就这样，两年下来，邵逸夫几乎跑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再加上勤奋又肯钻?，硬是把从摄影、编剧、剪辑到导演、电影制片各个环节的技能都学了个遍。正是有了这种全面的基础训练，使得邵逸夫在后来主持电影公司大局时，什么问题都能够不在话下，遇到困难也总能迎刃而解。

　　后来，邵仁杰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中获得启发，分别为自己和弟弟们取了别号：老大号醉翁，老二号?人，老三号山客，老六号逸夫。兄弟四人从此便以别号闯荡世界。

　　1925年，年仅18岁的邵逸夫在大导演徐绍宇的指导下初试锋芒，亲自操机拍摄了一部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的上、下集巨片《珍珠塔》，他的名字第一次和大名鼎鼎的徐绍宇三个字并列在一起，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这部影片上映后十分卖座，年轻的邵逸夫也因此信心倍增。

　　随着《珍珠塔》的成功，邵逸夫便正式扛起了大旗，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影片拍摄工作。就在这一年，邵逸夫独立操机，拍摄了一部名为《孙悟空大战金钱豹》的影片，这部电影也真正成了邵逸夫的成名之作。此后，邵逸夫又连续拍摄了几部电影，而且每一部都出手不凡，业绩辉煌。

　　就这样，老大邵醉翁做制片兼导演，老二邵?人做编剧兼财务，老三邵山客搞发行，而老六邵逸夫担任摄影和业务，邵醉翁的妻子，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皇后陈玉梅成为了“天一”的御用女主角，大家各自发挥所长、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操作模式，不但产量大，也节约了很多成本，一部部新片、佳片不断地由“天一”推出。

　　反“围剿”，风雨下南洋

　　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的产物，成长非常迅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滩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抢吃电影这碗饭的公司数不胜数，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也随之展开并日趋激烈。但是，由于国内残酷的竞争和好莱坞影片的进入，能真正站稳脚跟的电影公司可谓是少之又少，其中大部分都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年轻的邵氏兄弟只是众多电影淘金家族中的一员，新成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既没有黑帮做靠山，又没有左翼背景，有的只是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宁波帮”吃苦耐劳的精神。

　　此时的“天一”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当时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其电影业务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从制作队伍还是从经营上来看，“明星”都是数一数二的。

　　由于“天一”公司出品影片快而且多，又首拍“古装片”、“稗史片”、“武侠片”，而且剧本多取材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虽然电影的质量和艺术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高，可是在当时电影尚处在成长期，整体的拍摄水平都差不多，观众的欣赏水平也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这类影片反而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天一”因此得以名噪一时，拥有了不错的口碑和“观众缘”。

　　由于回报快，“天一”的古装片经营策略引起了其他电影公司一窝蜂地效仿，由此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不仅改变了“明星”一枝独秀的局面，并且严重威胁到了“明星”龙头老大的地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小的“天一”更是与著名的“明星”、“大中华百合”鼎足于上海滩的电影界。

　　与“天一”的快速成长不同，此时的“明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亏损。为了挽回“老大”的尊严，“明星”提出“以毒攻毒”的进攻策略，不惜重金，以拍摄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天一”等公司拍摄的“低俗古装片”，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火烧红莲寺》的热映，使得“明星”扭亏为盈。面对“天一”的崛起，“明星”的掌舵人周剑云又联合了“大中华百合”、“神州”等五家知名的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欲合力打压“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从而上演了一部“六合围剿”的“商战大片”，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商战。

　　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当时的“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60%的江山，各发行商自然不敢得罪财大势雄的“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

　　“六合围剿”给发展势头正旺的“天一”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天一”在上海的市场大幅萎缩，几乎陷于绝境。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铁壁合围式的“六合围剿”所带来的重重危机，“天一”公司真的能突出重围，绝地逢生吗？“宁波帮”的坚韧与不屈不挠的斗志再次在邵氏兄弟们身上显现出来。兄弟们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挽救危难中的“天一”。“天一”是邵氏兄弟的支柱产业，“天一”万万不能倒，目前的事态如此严重，如果只是固守上海滩这个龙虎争霸的弹丸之地，不另想他法、另谋出路，“天一”的命运就只有消失或改转他行。要放弃自己辛苦打下的一片江山，邵氏兄弟无论如何也不甘心，那么，该如何避开“六合”的联合封杀，使自己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呢？老大邵醉翁说：“狡兔也有三窟，既然‘天一’在上海无法大展身手，我们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世界乾坤大，我们可以在香港或者南洋设立基地，与上海遥相呼应。如此一来，进可攻，退可守，上海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好有个照应。”

　　兄弟同心闯南洋，置之死地而后生

　　兄弟们一致同意邵醉翁的说法，决定另辟蹊径，以退为进，走出上海滩，走出国门，开辟新的市场，他们的目光最终定在了华人聚集的南洋。

　　邵氏兄弟认为，南洋一带华人居多，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再加上背井离乡、远离故国的华侨们的殷殷思乡之情，也许在那里可以为国产影片开拓出一片前景美好的大市场。可是，派谁去南洋最合适

　　“大哥，让我去吧！”邵逸夫主动请缨。“六弟为人机灵，又熟悉业务，倒算是个合适的人选。”邵醉翁点了点头。邵逸夫按耐不住兴奋：“大哥，这么说你同意了？”邵醉翁摇了摇头说道：“六弟，你年纪还小，又在读书，这两年，你学习拍电影，已经荒废了不少学业，这一次总不能连书都不读了吧！”“可是，大哥你是‘天一’的掌门人，必须坐镇上海这个大本营，二哥又要编剧，还要主管公司的财务，也必须留在上海，如果也不让我去，那就只能由三哥去了。”

　　“嗯，大哥，我也觉得应该让三弟去。三弟本来就负责影片的对外发行，擅长社交。除了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二哥邵?人也说道。“三弟，你看呢？”邵醉翁问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三邵山客。

　　“去南洋开发市场，我当然义不容辞，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恐怕无力经营一家电影发行公司。不如我先去试探一下南洋的市场，到时候，再另行安排。”

　　邵醉翁点了点头，说道：“也好，那就这么定了，三弟，你尽快做好准备吧。”

　　这一天，春雨绵绵，寒气逼人，全无往昔的融融春意。在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上，邵氏兄弟们依依惜别，邵山客孤身一人，带着几大箱子的“天一”影片的拷贝，踏上了去往南洋的漫漫征途。

　　周剑云见围剿并没有彻底打垮“天一”，反而让“天一”找到了新的市场，于是又实施了一出“双胞胎”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影片上映之前面世。但是此等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更多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同情。

　　“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众多人士的非议，其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了“明星”的利用，又由于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最终宣告解体。周剑云的“双胞胎策略”及“围剿计划”是出力不讨好，到头来只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悲惨下场。兄弟同心闯南洋，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在“六合”解体的同时，邵山客在南洋的事业正逐步开展起来，但是，这条扩张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初到新加坡时，浙江口音的邵山客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同乡的帮助，邵山客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

　　邵山客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正在古都北京游览，考察清华、燕京等著名学府。收到兄长们传来的消息，邵逸夫心中的电影梦想再次升腾，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远赴南洋，协助三哥开拓南洋电影市场。这次南洋之行也成为邵逸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经过数日的海上漂泊，邵逸夫终于抵达了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可是，这里的娱乐活动却十分单调，人地两生的兄弟俩要想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再加上一些南洋片商也对他们进行打压、排挤，邵氏兄弟的南洋创业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辛与苦涩。

　　开始的时候，兄弟俩租不到能放电影的戏院，便租空地搭帐篷，露天放映“天一”的影片。兄弟二人身兼数职，老板、场工、放映员、司机、杂役??事事亲力亲为，两个人做的是十几个人的工作。

　　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邵山客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写好的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准备工作时，一轮红日才冉冉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的放映。当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就已经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就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是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于是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开拓市场的突破口。邵逸夫的建议得到了邵山客的认可和支持，兄弟俩立即行动起来。

　　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俩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当时南洋一带老百姓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当邵氏兄弟将电影在当地传播开之后，看电影就成了当地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兄弟二人从实际出发，对放映设备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创新，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过起了吉普赛艺人式的“流浪”生活。

　　白天，兄弟俩驾驶着放置电影放映机、影片拷贝及帐篷等必需物品的放映车，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之苦。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亲自扛着沉重的电影机和影片拷贝徒步跋涉。这种“流动影院”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观者如潮。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属于热带地区，长年高温，酷热难耐，毒蚊猖獗。炎热的夏季，太阳炙烤着大地，雷雨、台风说来就来。刚刚还是烈日当头，烤得人头晕眼花，转眼间就是大雨倾盆，把人淋成了“落汤鸡”，但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阻止邵氏兄弟前进的步伐。

　　放映电影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员都会累得腰酸背痛，手臂沉重得连抬起来都很吃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每天放完电影，兄弟俩的身上都会被咬得大包连着小包，红肿不消，奇痒难耐。于是，他们干脆就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以此防止蚊虫的攻击。结果，每次收工，兄弟俩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为了节约开支，兄弟俩还常常幕天席地、风餐露宿，有时为赶路，一天下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好几次，兄弟俩都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而中暑晕倒。

　　这样的生活，对于自幼生长在富裕家庭，过惯了仆佣侍候少爷生活的兄弟俩来说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很多次他们都想放弃不干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和理想，似乎任何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为了放映电影，他们也曾遭遇性命之忧。

　　有一次，兄弟俩要穿越马六甲的一片森林，给林区的林业工人放映电影，他们扛着放映机，提着装拷贝的箱子，沿着崎岖小路艰难行进着。小路被茂密的灌木和杂草阻塞得不见缝隙，锋利的草叶把他们的手背、小腿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过伤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他们就一个人走在前面，负责用小刀砍开棘刺与灌木，开出一条小道来，另一个人负责扛着放映机跟在后边。

　　正当兄弟俩缓缓前行时，忽然感到身后有股冷风袭来，他们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他们，兄弟俩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浑身发抖。他们不由得紧闭双眼，抱在一起。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花斑豹的“美餐”，殒命于此时，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当他们睁开眼睛时，花斑豹的尸体就躺在眼前，伤口处还汨汨地淌着腥臭的鲜血。原来，林业工人见邵氏兄弟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当地的猎人前去迎接，果然看到了处于危险中的兄弟俩，这才及时出手救了他们的性命。

　　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终于换来了不菲的原始积累。不久，邵逸夫兄弟的流动放映车就增加到了六部，南洋的蕉风椰雨、山山水水，处处都留下了兄弟俩的足迹，越来越多的南洋华侨都记住了这一对操着宁波口音、勤劳朴实的年轻人。

　　有一天，槟城首富王竞成找到了兄弟俩。王竞成对这对年轻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大加赞赏。王竞成问他们：“小伙子们，你们现在的流动影院搞得很不错，但是咱们经商的人不能永远做行商，也不能永远当坐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坐商变行商、行商变坐商，才有可能做到财源达三江。你们考虑过下一步怎么办吗？”

　　邵山客说道：“王伯，我们何尝不知道拥有自己院线的重要性啊！可是，身在这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没有担保人，又怎么可能自己建院线呢？”

　　王竞成笑道：“谁说你们举目无亲？天下华人是一家，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同胞嘛。那就由我来做这个担保人，你们意下如何啊？”

　　邵逸夫一听，激动地说：“王伯，您是槟城首富，又是南洋的华商领袖，如果能得到您的担保，那就再好不过了。”

　　性格直爽的王竞成一拍大腿，哈哈大笑，“那就说定了，我来做担保人，你们尽快把院线建立起来，让咱们华人电影在南洋落地生根，这也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德啊！”

　　有了王竞成的鼎力相助，许多困难都迎刃而解了。1930年，邵山客和邵逸夫在新加坡挂牌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他们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邵氏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院线，从今后既不需要再过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也不用再寄人篱下，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心中的夙愿，发展壮大电影事业了。

　　就在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大富豪黄文达和黄平福兄弟。黄氏兄弟在新加坡不仅开办了银行，而且拥有当时南洋一带最大的“新世界游乐场”。黄氏兄弟独具慧眼，认定邵氏兄弟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便主动提出要与他们结盟，将“新世界游乐场”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了邵氏兄弟。

　　身经百战的邵氏兄弟不负厚望，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新世界”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了黄氏兄弟数年收入的总和。后来，黄氏兄弟干脆把“新世界游乐场”的所有权转让给了邵氏兄弟。就这样，在邵山客和邵逸夫兄弟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再加上王竞成等南洋颇有影响力的华商的帮衬，“天一”终于在南洋站稳了脚跟，这为日后驰名世界的邵氏电影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国内，东北战事却日益吃紧，战火不断向南蔓延，上海也未能幸免。上海沦陷邵逸夫(右)与三哥邵山客在南洋的合影后，“明星”等电影公司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或解体，或从此一蹶不振。而邵氏兄弟的“天一”因为拥有南洋这样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得以存活下来。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没有当年“六和围剿”的逼迫，也许邵氏兄弟不一定会想到要远赴南洋寻找“新大陆”，那么，也就不会有“邵氏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更不会有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东方好莱坞”的传奇了。

　　——选摘自《亚洲华人企业家传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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