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生低谷 穷困潦倒身上仅剩5毛钱

谭博夫调入深圳是在1986年。此前，他1977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是在一座煤矿上。 深圳经济特区火热的生活，让谭博夫感到不适应的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工作、生活都逼着他保持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为此，他在某医疗器械学校读书，时间是1989年至1991年。后来，他又入读深圳成人教育学院会计专业。1995年至1998年则参加了湖南大学函授的企业管理。谭博夫说：“人，要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不学习，肯定不会有进步。这种感觉在深圳特别强烈。” 1995年至1999年，谭博夫被任命为深圳一家医用电子仪器厂的厂长。他说：“我真的想把企业搞好。我还一直认为，要搞就搞高科技。” 高科技并不是谁都能搞的。对高科技没有什么研究的谭博夫首先想到的是专家。他邀请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到深圳；为了一个项目，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干活。有一年春节，他们就在马路边吃的年夜饭，每人一个盒饭。“教授、博士看到我跑上跑下地忙活，也很感动。我的目的是多学一些知识——他们都是专家，对我来说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没日没夜地在工厂里面忙碌，对家庭的照顾几乎等于零。谭博夫直率地承认：“我对家庭是有太多的亏欠。1996年8月，我离婚了。” 在来深圳十周年的时候，谭博夫净身出户、一贫如洗。“家里只有一张单人铁床、一个烂凳子、一个电视机。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有5毛钱，但是我用了一个月！怎么办？吃朋友的、喝朋友的。”这种潦倒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家庭的破裂、人生的打击、生活的潦倒，谭博夫多次涌起“死的念头”——到底应该怎么办？ 离婚之后的谭博夫想念孩子，经常下意识地走到幼儿园外面，隔着铁栏杆远远地凝视：“我想孩子啊！”谭博夫到现在还记得：“1997年8月31日的晚上，我烂醉如泥、不省人事。这个日子，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就在那天凌晨4时，英国王妃戴安娜死了。” 1998年春节来临了，谭博夫独自一个人回到湖南老家。“就在父母的楼下，我呆呆地坐了两个小时，抽了整整一包烟。我老爸是当兵的，家教很严。他会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回家，我怎么回答？我没脸见爹娘啊！”小时候被拉到台上挨批斗，小小年纪的谭博夫没有哭；生活穷困到极点的时候，谭博夫没有哭；但是，说到这里，已经44岁的谭博夫触到了伤心事。记者注意到，他猛吸一口烟，眼眶里泪光闪闪，言语哽咽了足足一分半钟。 厂子好了、身体垮了、家庭破了；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谭博夫：“我很伤心。1999年，在工厂逐渐好起来的时候，我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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