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丽娟

　　人说山西好风光，十年不变尘土扬。

　　如今，各路商帮哗啦啦地寻根问祖，跑马正欢。晋商无疑声势浩大，大旗凛冽。有人歌颂，有人沉默，有人喝着山西老陈醋感怀祖上阔绰日子，有人哼着山西梆子重走西口之路……在一片喧嚣扰攘中，乔致庸就这么从历史尘埃中踱步而来，驻足大院之内。

　　走近乔致庸，一介儒生布衣。

　　他淳厚好学，考中秀才，有着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大隐于朝、忧以天下的济世情怀。他秉承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品格，以“诚”为人处事。“诚”是中庸之道的核心，“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简而言之，中庸之道即要“无过无不及”，把握好度，处理好任何事物的内外关系，仁以对人，义以对己。

　　走近乔致庸，一代晋商翘楚。

　　他临危受命，弃学从贾，力挽乔家于“高粱霸盘”的困境之中，几度商海沉浮，几番纵横捭阖，终成就名满天下的乔东家。他是纯粹的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是他的墓志铭；他把商业梦想做到极致，“无民不稳，无商不富”是他的从商宣言。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似乎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认为无论做任何的生意，首守信，次仁义，最后才是取利。这样的商业伦理顺序，无不透着士大夫的操守。可以说，乔致庸是儒商的典型代表，他一脚踏在商海，一脚却留在庙堂，融合了极致与中庸。暂且不论晋商寻根的是与非，反思当今唯利益至上的商场，我们应该学习乔致庸的商业智慧，做有大情怀的企业家。

　　以儒兴商

　　乔致庸饱读诗书，如果不是长兄的溘然长逝，他也许能居庙堂之高，成为一代名臣，抑或一代诗人。诚如他晚年回忆道：“如果按照自己的路走，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呢？”自古“士农工商”，商业在末位，商人在社会地位中是少有话语权的。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但乔致庸则认为国家无商不富，但同时又贾而好儒。半路出家的乔致庸，从接管复字号伊始，就坚守一个原则：以儒兴商。

　　在商言利，乔致庸逐利却又不“喻于利”。他崇德尚义，远比其他商人更重视儒商的美德。乔家店规就是“ 信、义、利”，以义为先，以信为本。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总结晋商的成功秘诀时，认为诚信是晋商企业文化的根本。“民无信不立”，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换的基础就是双方的诚信。耳熟能详的“胡麻油事件”，乔致庸宁愿忍受当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挽回信誉，因为他知道商誉无价。

　　任何的商业活动的根本都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交易双方有消费者，有合作伙伴。交易的前提是诚信，目的自然是取利。然而，一个好的商人和坏的商人的区别是前者虽逐利，予人亦有利，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正所谓善于利人者，可赚得盆满钵满，不善于利人者，则赚些蝇头小利，甚至不赚任何钱。乔致庸在疏通南下茶道时，把一斤一两的茶砖当一斤贩卖，不仅予合作伙伴以利润，更铸就了信誉，大获全胜就水到渠成了。在当前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往往只注重结果，则忽略了前提――诚信的重要性。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强调企业的宗旨不应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凡是予人方便之处，便是商机，乔致庸深谙此道，用儒家的仁义诚信践行着商人利人利己的理想。

　　知人善任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句话貌似调侃 ，却掷地有声。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商海中，道理亦是如此。人才问题，根本来讲就是人心问题。“收买”人心，总是被误解为贬义词，然而聚拢人心则是在稳固利益。概言之，买人心就是买利益。因此，善于用人是商战兴衰的法宝。儒家用人的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乔致庸也是如是做的。

　　在乔家风雨飘摇之际，乔致庸大胆启用文盲马荀。虽马荀目不识丁，却经营有方，使得粮店连年盈利。乔致庸看到了马荀对业务的熟悉，有经营领导之资，遂让他出任大掌柜。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当时的商号里，能写会算的人很多，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不疑。其实上帝分给每个商人的机会都是一样，只是能够发现的视力不一。

　　当然，发现人才之外更要学会留住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是企业，人才外流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外部精彩世界的拉力，一是内部糟糕环境的推力。一般来说，人有不愿流动的惰性，但在这两种力的合力之下就很定论了。乔致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留人留心，他迅速调整了利益格局，改革了用人制度，给商号内所有的伙计“一厘”的身股。这种重新分配利益的股份是一种赠与行为，更是一种奖励方式。乔致庸首肯了经营中人的价值，不仅掌柜有身价，伙计也有身价。给员工部分股权意味着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挂钩，同时员工也分担了企业的部分风险。这种激励的方式，不仅给予员工以利润、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更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天下为先

　　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

　　大德如斯。乔致庸不只是一个逐利的商人，追求财富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作为熟读诗书的儒生，“达则兼济天下”是他的价值取向。他虽步入商海，“士”的情怀却一直萦绕心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乔致庸试图用极致的商业活动完成他兼济天下的梦想，因此他致力于“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

　　按常理而言，在那个年代，分号做到全国40多家已是件不易的事情，乔致庸可以沾沾自喜，光耀门楣了。然而，他的毕生追求就是做一个“心里装着天下的商人”，以强国为本，以富民为务，为天下聚财，为苍生造福。作为晋商的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平定西北时，所需的军费都是乔家提供的；当他偶然获得百年商路地图时，舍身远行，南下贩茶，北上与俄商洽谈；当他远赴恰克图时，考虑到携带大批银两不安全，就换成了银票，从中看到了银票的机遇，喊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可以说，当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势必成为他有意识的行为，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货通天下”的理想。

　　“汇通天下”与“货通天下”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有很高的行业风险，仅凭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况且在那个年代由商人来经营朝廷的银两，实属犯了“商家之大忌”，很难被统治者看做是正道。然而，乔致庸却力排众议，秉持为天下的情怀，坚持实行“汇通天下”。他虽不是票号业的祖师，却率先成就了票号业的全国性扩张。

　　人生本就一出戏，所谓功成名就不过是成功地选择了一个充分展示个人价值的角色。乔致庸弃学从商，发挥晋商的极致与中庸，完成了华丽地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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