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2011年12月刊

　　山寨最早从消费电子产品中崛起，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外资在行业中始终占据头牌，国内品牌的发展受到了技术、品牌因素的制约。联发科送来了芯片技术，以推动山寨席卷市场的方式，改变了产业格局。联发科的成功源自三流的科技、二流的服务和一流的市场。在外资的囹圄中，这个市场实现了一种自发的突破。山寨是对威权的解构，是草根生长的力量。作为追赶者，山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产业甚至是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能从山寨模式中迅速超越出来，长期沉迷于此，等到潮水退去，便永无翻身之日。山寨问题的根子是知识产权问题，但核心却是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的问题。

　　山寨手机退潮

　　山寨最早从消费电子产品中崛起，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外资在行业中始终占据头牌，国内品牌的发展受到了技术、品牌因素的制约。联发科送来了芯片技术，以推动山寨席卷市场的方式，改变了产业格局。

　　联发科的成功源自三流的科技、二流的服务和一流的市场。在外资的囹圄中，这个市场实现了一种自发的突破。山寨是对威权的解构，是草根生长的力量。作为追赶者，山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产业甚至是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能从山寨模式中迅速超越出来，长期沉迷于此，等到潮水退去，便永无翻身之日。山寨问题的根子是知识产权问题，但核心却是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的问题。

　　900多部手机从天而降，砸伤了停在附近的车辆，砸歪了不锈钢扶手。细一看，天上掉下来的手机竟然全都是“iPhone4”和“诺基亚”等高档手机。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华强北众多手机档主对此仍然记忆深刻：“全都是高仿机，碰到执法的来查，为了销毁证据，4大箱子的货就这么从18楼扔下来了，就在华强北，桑达雅苑。”一位档主回忆说。

　　11月8日，立冬。华强北的天空飘着雨，尽管身处南国深圳，仍然能感觉到丝丝寒意。比天气更冷清的是山寨手机的生意。华强北，山寨手机策源地。如今，在华强北的手机卖场内，以往手机铃声“争鸣”的场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最新苹果4代”、“最新破解”等招牌。以往那些单价两三百元、做工粗糙的传统山寨手机，如今在华强北已经难觅踪影。

　　“从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产品发展史来看，他们也经历过一个"山寨"过程。中国曾经的山寨手机中有一部分如今转化成了品牌手机。”对山寨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潘九堂说。而对于那些没有走向品牌、继续走低端路线的山寨手机，潘九堂认为这些产品的历史已经终结了。

　　知识产权：山寨手机遇上专利门槛

　　显赫一时的山寨手机缘何风光不再?

　　曾经有一条被广为转发的微博戏谑：“现在，iPhone用户有三大爱好：游戏、拍照、发微博。山寨用户也有三大爱好，凤凰传奇、凤凰传奇，还是凤凰传奇。”在伴随3G而来的智能手机时代面前，曾经风光无限的山寨手机突然有了找不着北的感觉。

　　作为山寨手机的领头羊，联发科(MTK)无疑是当初山寨手机大行其道最大的功臣。同样，它也应当对当前山寨手机市场的低迷负最大的责任。

　　被誉为“山寨手机之父”的联发科，在2003年推出了“Turn Key”(交钥匙)的廉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诸多功能可以集成到手机芯片上。这样一来，生产手机的门槛被大大降低，原先需要大厂商才能完成的研发、设计、匹配、选型等工作，被简化为造型和定位设计两大模块。

　　这种DIY式的生产模式，让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吸引了大量相关人员参与其中。也正是因为这种广泛的参与性，使得各种草根创意得到了空前的激发，让人耳目一新，风靡一时。但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被寄予厚望的联发科却一直没能拿出有竞争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山寨手机鼎盛的时候，市场上津津乐道的是山寨手机灵活多变的外形和定位创新，什么跑车型手机、手表型手机、游戏手机、老人手机等等。然而，在智能手机“终端+软件+应用”的全新商业模式下，各种丰富而强大的应用让山寨手机曾经广受赞誉的所谓创新能力显得过于微不足道。　　知识产权问题始终是山寨手机绕不开的一个槛。在业界看来，联发科在2G手机芯片上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GSM的专利到期，山寨厂家购买联发科芯片并不需要额外支付专利费用的基础之上的。而在3G时代，拥有诸多3G核心专利的高通公司与厂家都有专利协议，几乎涵盖了整个产业链的知名厂商。众多山寨厂商根本无法进入这一市场。

　　即便少数有幸入场，高额的专利费用也将让山寨手机纵横江湖的低成本利器失去效力。而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也在以种种形式拉低智能手机的价格，在“预存话费送手机”、“购手机送话费”等补贴政策下，千元左右的智能品牌手机层出不穷。山寨手机辛苦建立起来的价格壁垒几乎被彻底抹平。

　　眼看着iPhone等智能手机越卖越火，山寨手机的市场却日渐萎缩，一些山寨厂商忍不住玩起了偷梁换柱的游戏：用精心仿制的外壳内置一个用了多年的非智能机芯。在2G时代，山寨手机往往还会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创新，到了这里，就只剩下模仿了，从外观到内置软件，高仿机都竭力模仿同型号的品牌手机，其目的就是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这样一来，关于山寨手机侵犯知识产权的指责进一步升级，最终引来了品牌厂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联手围剿。于是也就有了“天上掉手机”的一幕。让山寨厂商们不安的是，政府打击的力度正在变得空前严厉，曾经被深圳市政府视为“初级创新产品”的山寨手机产业处境越来越不妙。

　　发展模式：把一切竞争都变为成本较量?

　　从山寨手机发端开始，知识产权问题就如影随行，挥之不去。虽然知识产权问题是山寨手机产业最受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根子却在发展模式上。

　　在谈及山寨手机的发展模式时，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曾引用产品生命周期的S型曲线作为理论依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市场为纵轴，产品的生命周期呈现的是一条从左到右的S型曲线。在S曲线的前段，产品的功能改进速度会不断提升，而到后段时，产品功能提升的空间减少，成本竞争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蔡明介看来，知名厂商，往往在曲线的最初进入市场，但是曲线中段才是市场规模迅速膨胀的时期，如果能够把握好性价比，将会实现迅速增长。因此，在产品步入S曲线中段后，就需要有更佳的生产弹性及效率。在这方面，亚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具备了发达地区那些大公司难以比拟的优势。

　　蔡明介不愧是“山寨手机之父”，一条S型曲线就将山寨手机的发展模式规划得一清二楚。在这个模式里，同质化是必然，性价比是王道，成本控制是核心。在这里，没有品牌、创新的位置，知识产权也不吃香。

　　事实上，山寨手机的发展模式，遵循的正是这样的一条路径。

　　山寨手机当初能够快速崛起，从传统品牌手机手中抢占大量市场份额，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价格低，二是出货速度快，三是渠道渗透力强。实际上，这三者是一体的，根本原因总结起来只有一个：无以复加的成本控制。

　　很多山寨手机都是在家庭作坊的方式下生产出来的，不是正规企业，不用交税。产品生产出来也不参加入网检测，且不说30多万的检测费用，光是一个半月以上的检测时间就耗不起，资金积压不说，市场瞬息万变，谁知道一个多月后消费者的兴趣和价格会怎么样?不做品牌，不需要打广告、做促销，给终端销售多点提成比什么广告促销都有效。售后服务，对不起，这个真没有。

　　在山寨生产方式下，研发和技术积累都不重要，知识产权也没有地位，如何复制甚至是抄袭成熟产品的运作模式，以最低的成本切入市场，快速获利才是山寨厂商最为关心的问题。

　　既然功能已经严重同质化，外观、定位等方面的创新又极易被别人模仿甚至是抄袭，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拼谁的价格低、谁能给渠道更高的返点了，说到底，拼到最后，大家都在拼谁的成本控制能力强。　　在这种竞争模式下，山寨手机的利润直线下滑，再加上短期利益的驱使，一些山寨厂商为了控制成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明明只要多花10元8元的，就能做得更好，声音音质可以好很多，电池也可以更加的耐用，可是厂家偏偏就不花那个钱，结果导致消费者有钱也买不到好东西。

　　这一幕不仅在国内市场上演，在海外市场也同样如此。山寨手机低层次的价格战愈演愈烈，海外市场也越来越难做。

　　以山寨机等形式低价销售到海外市场的手机，品质粗糙，利润微薄。同时，这也使得中国手机在海外的整体形象越来越差、市场开始萎缩。以迪拜为例，作为中国手机的分销市场，以往每天从迪拜销往世界各国的中国手机达到几十万部，现在销量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

　　破坏性创新还是创新性破坏?

　　尽管山寨手机也曾在外形和定位方面做出过诸多被称为“微创新”的努力，但就连多年来一直在为山寨手机鼓与呼的半导体应用联盟副秘书长潘九堂也承认：“在产品层面，山寨制造更多是跟随和模仿，创新的成分并不多。”

　　不过，潘九堂表示，山寨制造曾经的竞争优势，其主要来源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模仿抄袭”和“粗制滥造”，而在于产业链分工和商业模式上，这是山寨产业此前得以蓬勃兴起的竞争力和活力所在。

　　蔡明介曾多次表示，山寨真正所代表的精神是破坏性创新。最早提出“破坏性创新”这一概念的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生，他在《创新者的两难》中提出，市场赢家最常掉入的陷阱：当他们站稳脚步后，把资源放在维持现有的事业和顾客，而忽略从边缘冒出来的破坏性竞争者，破坏者以打开低阶或新顾客群的策略，慢慢掠夺市场，最后并吞市场在位者的顾客与事业版图。

　　潘九堂对山寨手机的“破坏性创性”作过深入的解读。在他看来，山寨产业链就像是由蚂蚁雄兵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这家企业有一个研发部(联发科)，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有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并且相互竞争的，当然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

　　在这个开放的体系里，联发科承担大部分研发工作，同时成本可以为所有的山寨手机分摊，从而拥有了可以和任何一家主流手机厂商相抗衡的规模效应。手机方案公司承担了少部分研发和定制工作，由于主板可以同时卖给多家山寨手机厂商，研发成本和备料风险都会被分散，同时还可以让下游山寨厂商享有更为灵活的最小订货量和批次。山寨手机企业的工作则被简化为确定产品定位和外观、进行产品项目管理两项。

　　在潘九堂看来，这个体系的竞争力在于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一是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这个虚拟企业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规模效应，不输给传统的大企业;二是这个虚拟企业的组成单位又是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没有大企业的规模和官僚病。

　　这种模式相对诺基亚等传统手机巨头全盘把控的模式，确实算是一种创新。而且，将外观和功能两个模块交给接近市场、熟悉市场需求和草根人群消费习惯的山寨企业自行规划，也确实激发出了空前的创意。

　　但所有这些的前提，都是基于2G手机严重同质化，功能大同小异，外观和工业设计成为最大的差异化卖点。统一使用MTK平台，研发工作都交联发科，山寨手机本身就是同质化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创新空间可想而知。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正是山寨手机的繁荣和集中爆发，加速了对2G手机的价值摧毁。进入门槛低，不做品牌、只赚快钱，鱼龙混杂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必然伴随着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山寨手机在加速2G手机向三四线市场普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它被3G手机取代的进程。

　　当真正的破坏性创新者智能手机兴起的时候，山寨手机也就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与其说是山寨手机革了传统手机巨头的命，倒不如说是它帮助智能手机革了整个2G手机的命。当然，革命的对象也包括山寨手机自己。

　　入世10年四大知识产权案例

　　2002年丰田与吉利纠纷 @商标&不正当竞争

　　2002年12月，丰田公司以“商标和不正当竞争侵权”为由，将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等告上法庭。丰田称，从2000年5月份始，吉利集团旗下的美日汽车前盖、轮胎、方向盘、车辆后备箱等显著位置上使用的车标酷似丰田汽车“牛头”造型的注册商标，对消费者造成了误导，侵害了丰田公司的商标权。丰田根据吉利在被起诉时23200辆的销量和1%的利润率，算出吉利应赔偿1392万元，加上律师费等总计索赔1407万元，要求吉利赔偿人民币1400万元。

　　2003年年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丰田的诉讼请求。审理认为，汽车属高价商品，消费者一般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会购买，对不同品牌的汽车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将丰田图形注册商标与吉利公司所使用的美日图形商标进行隔离观察比对，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能够判断出二者在整体视觉上的较大差异，不存在混淆或误认，也不会产生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利的联想。因此，法院判决吉利公司使用美日图形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最终，丰田对吉利的诉讼以失败告终。

　　解读：

　　丰田和吉利的商标争端其实是中国汽车行业知识产权诉讼危机的肇始，这是汽车领域第一场涉外知识产权官司，也是从这里开始，中国汽车产业拉开了“知识产权本土保卫战争”的序幕。

　　DVD专利费之争 @专利&制造业软肋浓缩

　　1999年6月，6C(包括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宣布“DVD专利联合许可”声明，要求世界上所有生产DVD的厂商必须向他们购买“专利许可”。随着DVD市场成熟、价格大幅下降，没有调整的专利费成为中国企业头上越来越紧的枷锁。中国企业出口一台售价32美元的DVD只能赚取1美元利润，而交给国外企业的专利费则高达60%。同时，飞利浦等专利联盟在与国内企业签订的协议中共有近3000项专利，在普通DVD里有用的不到10%。这种在出卖专利时不加细分、捆绑收费的做法，引起了国内DVD业界的不满。

　　2004年6月，在国内多家骨干厂商的支持下，无锡多媒体正式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南方地区法院递交起诉书，状告3C(索尼、先锋、飞利浦)专利联盟，指控其目前针对中国DVD企业的征收专利费行为，违反美国的《谢尔曼法》以及加州垄断法等法律，并要求判决3C专利无效以及无法执行，并追偿超过30亿美元的专利收费。在2004年，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家碟机企业，也曾以同样的理由起诉3C联盟获得胜诉。

　　2006年12月，飞利浦迫于专利审查和国内外的市场压力主动求和，最终决定将该项专利从3C的DVD专利联营许可协议之专利清单中撤出，并表示对此项中国专利不再主张权利。

　　解读：

　　当每台专利费高达16~19美元，曾在央视争夺广告标王的中国DVD厂商开始沦为代工，国产品牌大量消亡。而且，由于DVD专利技术的高度扩展性、中国制造企业在世界上迅速膨胀的市场份额和专利保护的落后，加上受DVD事件的启发和影响，外国厂商对中国的电视机、U盘、光盘、光盘刻录机、数码相机、摩托车等生产厂家也提出了征收专利费的要求，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持续7年的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旧伤的缩影。

　　“番茄花园”软件网络盗版案 @版权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期间，成都共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共软公司)孙显忠指示张天平和洪磊、梁焯勇合作，未经微软公司许可，复制微软Windows XP计算机软件后制作多款“番茄花园”版软件，并以修改浏览器主页、默认搜索页面、捆绑他公司软件等形式，在“番茄花园”版软件中分别加载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商业插件，通过互联网在“番茄花园”网站、“热度”网站发布供公众下载，获取非法所得计人民币290多万元。

　　2009年6月3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认为，成都共软公司及孙显忠、张天平、洪磊、梁焯勇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870多万元，违法所得计人民币290多万元予以没收;判处孙显忠等2~4年内不同期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100万元。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解读：

　　本案系中国通过刑事司法保护途径打击大规模软件网络盗版行为的、典型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案例，清楚表明了我国严格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对国内外著作权人给予平等保护的坚定态度。该案也是当地人民法院开展“三审合一”试点(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的简称)后，成功处理的一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维权第一案 @胜诉第一案

　　2011年11月，爱国者状告国际巨头东芝侵犯技术专利一案一审后，法院认定东芝公司侵权成立，判决其停止销售使用了爱国者USB接口技术的两款电脑产品，并赔偿爱国者经济损失20万元。

　　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研制的USB PLUS是一种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速传输接口技术，获得数项国际专利。公司在2006年为这一技术在国内申请了专利，并在2008年推出产品。据爱国者方面统计，目前，包括惠普、东芝在内，全球有超过1亿台品牌电脑未经允许都在使用爱国者的专利产品。2010年4月，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将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及侵权产品的经销商告上法庭，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解读：

　　据称，这是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标准第一次胜诉国际品牌，以往通常是外国公司向中国竞争对手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此次爱国者起诉东芝侵权胜诉，反映出中国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标志着中国企业从被动应诉到主动保护的转折，同时对其他侵犯中国公司知识产权的跨国公司起到了警示作用。

　　2011年全国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排名
　　2011年全国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排名
　　来源：《商学院》

　　浙江通领：6年诉讼才换来3个“第一”

　　2010年8月28日是一个周六，上午10点，浙江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胜独自在家看电视。这时候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正在美国的方林律师的急促的声音：

　　“陈总，我们赢了。我们告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官司赢了。”

　　陈伍胜在后来回忆，当时听到方林律师说“我们赢了”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直到方林律师重复了一遍，他才回过神来。匆匆谢过了律师之后，陈伍胜关掉了手机，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默默流泪，这一下就是两个钟头。

　　“从2004年因为知识产权，开始打国际官司以来的一幕幕在我脑中闪回。”陈伍胜说。在专家看来，这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赢得最漂亮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行动，也创造了中国企业诸多“第一”：第一个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拿到美国“马克曼听证会”命令，第一次通过司法诉讼彻底推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政裁决，第一次在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完胜对手。

　　6年的时间，110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五连胜的结果。“赢”在这些数字面前，显得格外悲壮。

　　案件回顾

　　2004年，浙江通领集团生产的漏电保护断路器(GFCI)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倍受青睐，因此遭到包括莱伏顿公司(Leviton)以及帕西西姆公司在内的美国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强烈抵制，随即引发了一系列以知识产权侵权为由的专利官司。

　　4月至7月，莱伏顿公司以其专利受侵犯为由，分别在美国4个地方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通领公司的4家美国经销商。受此影响，通领公司产品的订单数量迅速下滑。为了保住市场，通领公司以第二被告身份申请介入此案。

　　一场耗时6年、先后经历5场博弈的知识产权诉讼“车轮战”由此展开。

　　历时3年的较量， 2007年7月10日，美国新墨西哥州地方法院下达了判决书，判决通领公司的GFCI产品不侵犯莱伏顿公司的专利权。 眼看无法胜诉，莱伏顿公司提出和解要求。2007年11月，双方在新墨西哥州联邦法院签署和解协议。

　　2007年8月16日，美国另一电器巨头帕西西姆公司又以通领集团侵犯反接线保护专利为由，将包括通领集团在内的4家中国企业诉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要求对来自中国的GFCI进行“337”条款立案调查，同时还向美国纽约联邦北部分区法院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

　　2009年3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判决通领集团等4家被告全部侵权，并下达了禁止中国企业生产的GFCI产品进入美国海关的有限排除令。

　　2009年9月，通领集团利用美国的司法诉讼，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告上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要求法院撤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的错误判决。

　　2010年8月27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了如下判决：1. 中国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GFCI产品不侵犯美国帕西西姆公司“340”专利、“398”专利。2. 撤销ITC“337”调查指控通领集团侵权的错误裁决，并要求根据本判决修改，解除对通领集团生产的GFCI产品的海关有限禁止令。

　　2010年9月3日，莱伏顿公司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对通领集团等多家中国企业实施“337”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10月5日正式立案。

　　2010年10月28日，通领集团向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起诉莱伏顿，理由是莱伏顿违反双方于2007年11月签订的和解协议，并要求赔偿损失。

　　2010年12月2日，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即下达判决，要求莱伏顿公司撤销对通领科技的“337”调查。对于通领集团提出的损失赔偿要求，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还在继续审理中。莱伏顿对此判决表示不服，已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提出上诉。　　用知识产权“排除异己”

　　刚进入美国市场不久，便遇到了知识产权的官司，这是陈伍胜始料不及的。

　　当时，打还是不打?是个难题。

　　美国政府强制每家每户安装漏电保护断路器，而且保护装置必须每两年更换。这创造了一个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几十家企业先后进入美国漏电保护断路器市场，但结局殊途同归：被赶出美国市场。赶走它们的是包括莱伏顿公司、帕西西姆公司在内的美国漏电保护行业四大巨头，运用的武器是知识产权诉讼。

　　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是在全球化旗帜下掩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绝妙武器”。

　　中国大部分企业选择逃避，选择应诉的则大部分败诉。 “不敢打、打不起、不会打、打不赢”几乎成了共识。但陈伍胜说：“一个人见到警察就跑，跑几次后，你不是小偷人家也说你是。当时摆在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退缩，也意味着从此放弃美国市场;二是应战，积极应对，打一场有技术含量的知识产权专利官司，但如果打输了，或是承受不了巨额诉讼投入，企业将被拖垮。而且当时的莱伏顿面对同一个权利要求、同一个专利，却在四个不同的地方起诉，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用四套法律程序、四套律师班底、乘上四的成本来拖垮你。美国的诉讼费用本身就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通领科技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资金不够雄厚。他们想通过漫长的诉讼过程，从经济上把我们拖垮，达到他们不战而胜的目的。”

　　只有应对才有战胜的希望，公司董事会开了三天三夜的会，最后选择了应战。通领集团与美国经销商达成协议，全部诉讼费用由通领集团承担，但经销商须保证在诉讼期间继续经销通领集团的产品。但通领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对美国的专利保护制度知之甚少，美国律师的费用又高得惊人。“我们当时请了两个大牌的律师，一小时800美元，一个助手每小时500美元。我不知道，跟他们一起吃饭也是要付费的。”陈伍胜说，“我们边吃边谈花了两个小时。礼拜一给我一张账单，2600美元。”这顿饭的确贵了点。虽然陈伍胜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侵权，但在人家的地盘又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心里还是发虚。

　　6年的车轮战，陈伍胜取得了“五连胜”的成绩。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录制现场，主持人曾经开玩笑说，陈伍胜的名字起得很有预见，知道他会“五胜”。但通领集团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仅诉讼、差旅等成本就超过1100美元，2006年就开始规划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开工的工业园，也因各种原因暂缓。

　　打铁还靠本身硬

　　应诉所付出的代价，陈伍胜觉得值。“至少我们通领集团现在还站着，还保住了美国市场。只要我们没倒下，将来就能有发展。保守估计，两年内可以回升到原来的市场占有水平。”陈伍胜说。

　　在陈伍胜看来，之所以能打赢这一系列与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除了有积极应对的态度、对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游戏规则”的熟悉掌握之外，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企业自身有过硬的自主创新能力、牢握知识产权核心战略。

　　国际贸易就是强者的对话。强者的内功是需要在走出去之前就练就好的。

　　“如果我们的产品在技术上有任何的瑕疵，花再多的钱，请再好的律师，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陈伍胜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出口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必然带来与国外企业技术型产品的激烈竞争，同时伴随着是否有专利侵权等涉及产品知识产权的纠纷。有数据表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关外国产品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337调查”中，中国连续7年成为第一涉案大国， “337条款”诉讼案中，约50%与中国有关。所谓“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第337条对外国产品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的调查。根据美国相关法规，在美国国内企业提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相关进口产品发起“337调查”后，该委员会可以发出“普遍排除令”，即只有经该委员会调查确认没有存在专利侵权行为的外国产品才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其他所有企业都将被挡在市场之外。非关税壁垒，正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还相对弱小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大绊脚石。

　　通领集团目前在中国国内和美国、加拿大等共获得86项发明专利。通领集团在研发之初，就避开了莱伏顿公司的GFCI产品利用的机电一体化的技术路径，另辟蹊径，转向研究永磁式动作原理以实现GFCI基本功能。

　　即便是在6年的车轮战期间，通领集团也没有停止在美国的产品销售。通领有一个专利的“储蓄制度”，一旦有专利和产品被美国企业告上法庭，马上就推出新的专利产品进入市场，让对手打不胜打，让自己的经销商有底。即使在美国海关执行有限禁令期间，通领仍然有新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其收入正是打官司的经济来源。

　　知识产权保护是跨国公司的最后一道屏障。专利技术拥有高附加值，也是关系到他们最根本的核心利益，所以这最后一道墙不易翻越，而且交战起来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但不参加游戏，怎么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怎么知道该怎么对付对手呢?至少，已经有中国企业开始运用高新技术占领行业技术“制高点”，突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诉讼壁垒。

　　“我要告诉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也呼吁中国的企业要抱团走出去，以行业为单位申请国际专利，实现我们的自我保护。当竞争对手恶意对我们发起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行业的专利池进行反诉，他用一个专利，我们用两个、三个甚至五个专利去抗衡，增加他们的诉讼成本和风险，来保护我们海外知识产权的合法利益。”陈伍胜这样对媒体表示。同时，他也呼吁，政府一定要成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的常设联系机构，指导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降低维权成本，帮助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降低损失。毕竟，单个的企业去抗击海外风险，力量较为单薄，如果政府在相关方面给国内的企业相应的引导，来提高企业的防护意识，并进行对外贸易的规范，能够起到降低本国的诉讼成本和风险。

　　这就是“游戏”。如果加入游戏，就要学习规则。重要的是，会用规则保护自己，提高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免疫能力，实现与国际市场的真正沟通。

　　长三角：奥康5年反倾销之路

　　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入世的最大受益者，而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现在这些行业无疑成为发展受限的“重灾区”。要做出自己的品牌如此之难，尽管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产品，却无力改变客户的认知，即客户对OEM的“有效产出定位”。温州迎来了皮鞋官司胜诉的消息，尽管温州还在炙痛之中，但仍不妨将此作为一个契机：墙上面已经开了一个洞，但要把这个洞变成通渠大道，温州仍需要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打火机不是指路的灯塔，烧鞋的大火也不应是路障。

　　从人人喊打的温州鞋到成为世界著名鞋类品牌的代工厂，地处长三角的温州诞生了一批如奥康、金帝、巨一、康奈等上规模的鞋企，夯实了温州作为中国鞋类出口基地的地位。2006年，当欧盟对中国生产的皮鞋征收反倾销税之时，以欧盟为第一出口市场的温州鞋业整体受挫，来自欧盟的订单猛跌40%，这对鞋类出口额占浙江省出口额五分之三强的温州鞋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奥康集团作为温州鞋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倍感叶落知秋的寒意。

　　2006年10月18日，奥康中贸出口部的职员李海军依然站在广交会上的柜台旁，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参加广交会了。随着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调查案的落地，李海军觉得这个广交会有点冷，以往盈门的欧洲客户变成了亚非拉人民的大团结。

　　这家始建于1988年的温州鞋业公司自2001年开始从事外贸业务，紧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脚印。一开始李海军们总能接到一些零散的外贸OEM订单，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和产业集群的效应让奥康在一群国际竞争者中总能轻松胜出。

　　让奥康欢喜不已的是，2003年2月14日的情人节，意大利著名鞋企GEOX给奥康送上一个“订情”大礼包，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奥康成为GEOX的生产基地，并且为其提供销售网络。至此，奥康真正开始了国际化的联姻，这段花好月圆的佳缘一时间在业界传为美谈。

　　从2001年至2005年的4年间，李海军所在的奥康进出口公司总是能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由于GEOX的领头羊效应，别的国外高档品牌也跟着下订单，奥康外贸OEM订单的业绩几乎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在增长。渐渐的，奥康全部的营收明晰地分成两大来源：20%的外贸OEM订单以及80%的内销订单。

　　如果现实也像童话那般美好……

　　惊变

　　2005年7月8日，李海军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突然一个网页跃入他的视线“欧盟预对中国生产的皮鞋施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李海军再打开商务部的网站求证信息的准确性，结果发现了一样的公告：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备案通告。细看之下，他更是大吃一惊，欧盟将除了皮质的劳保鞋、滑雪靴和运动鞋/靴外，其他所有的中国皮鞋都将被列入欧盟反倾销的“黑名单”，其立案的依据是以巴西每双鞋35美元的制造成本为标准，中国远低于此的出口价格具有倾销嫌疑。这样一来，奥康在意大利的大客户GEOX的进口成本将平白无故地增加。

　　“GEOX会不会转移订单?其他的外贸客户会不会取消订单?”李海军一路冲进总裁办公室，将还在会议中的总裁王振滔拉出门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一听之下，王振滔颇为震惊，让李海军马上做进一步确认，并且立刻发信询问欧盟各合作伙伴对此的看法。一封封表示“不可思议”的客户邮件纷纷回复，在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面对欧盟的反倾销，奥康举目望去，一时找不到人可以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再过5个月，到2005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年过渡期正式结束，后面的势态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清。　　王振滔坐在会议桌前，思忖着解决方案。国际化一直是一件让王振滔念兹在兹的事。早在1999年，他就以百万年薪请来意大利皮鞋设计名师马尼奥，并且将跨国经营的连锁专卖店开在了美国纽约。但是真正提升奥康品质和理念的还是与欧洲排名第一的“会呼吸的鞋子”意大利品牌GEOX的合作。GEOX把全球十几个工厂的厂长都派来指导奥康，改进皮鞋的工艺和生产流程。王振滔也借此机会做好企业内部的知识分享，将各地生产干部互调，将从GEOX那里学到的经验在全公司加以应用推广。在王振滔的心里，代工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要通过合作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做出自己的品牌。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国际化的进程会不会因此而打断?与GEOX的合作能否继续?王振滔希冀寻求行业协会的支持。2002年，温州打火机也曾遭遇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温州烟具协会组织了15家企业联手向欧盟提出“产业无损害抗辩”。协会在这场诉讼中发挥了集体行动的优势，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比如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提供应讨所需要的行业材料;并且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沟通;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终于在2003年中国打火机企业打赢了欧盟反倾销第一案。

　　这个案例对王振滔的启发很大，行业内企业抱团或可找到转机。由于从欧盟调查到翌年10月公布终裁还有时间，王振滔决定与温州的鞋革行业协会一起向欧盟阐明中国鞋企的立场。

　　上诉

　　2006年3月23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加征进口关税，认定两国的皮鞋以不合法的低价在欧盟市场上销售。2006年4月7日，欧盟宣布对中国皮鞋征收“临时性反倾销税”，为期半年。时间越来越紧迫。5月初，中国鞋企抗辩团赴欧盟布鲁塞尔参加听证“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听证会”。会上，王振滔一再强调中国皮鞋的出口价格根本不构成倾销，并直言“这是欧盟贸易委员会为保护本国产业而作出的一项不公平的决定”。回国后，王振滔旋即在有商务部领导和行业协会领导参加的重庆璧山会议中提出《重庆宣言》，率先祭起反倾销的大旗。同年6月15日，他受欧盟鞋业联合会主席卡尔沃的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企业代表参加西班牙鞋业论坛并在会上做了“增进交流，合作共赢―开创中西鞋业发展新局面”的演讲。

　　产业的全球转移此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世界制鞋业的发展历程来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是世界的鞋业中心，70年代鞋业的代工路线图由日本、韩国开始，80年代转移至中国台湾，90年代初则来到中国。老牌的制鞋大国如西班牙、意大利由于本国人工成本高昂，在当地主要从事附加值高的设计与销售。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亚洲地区，目前已经占到全球鞋业生产量的70%以上，欧盟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占有不超过20%的生产量，实现了全球一体化的分工与协作。在制造的技术水平上，中国又相对优于其他的代工国家。

　　不幸的是，最后一只靴子还是落地了。2006年10月7日，欧盟正式启动对原产于中国的皮鞋产品统一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为期两年。

　　消息传来，王振滔在失望之余并没有觉得特别意外。经过近一年的奔波，他已经开始摸到些门道，与国外的政府和企业打官司，一切必须用法律来说话。

　　向欧盟法庭上诉成为企业改变现状的唯一办法。但是业内的其他鞋企并不都这么考虑，觉得打官司费时费力费钱，还未必有结果，既然欧盟关闭大门，就转攻其他市场。但是身为行业协会副会长的王振滔并不这么看，一旦欧盟反倾销的马太效应出来，其他国家的市场会有样学样，中国鞋企在忍气吞声中只会不断缩小在海外的生存空间，不抗争便意味着失败。

　　2006年12月28日，王振滔与泰马、金履、新生港元、万邦5家鞋企正式将起诉材料递交至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法院，理由是欧委会对中国企业出口欧盟鞋类产品的成本分析不准确，成为中国入世5年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辩”。在启动诉讼程序之后，欧盟委员会和中方企业将依次进行两轮书面答辩，结束后，还有一轮口头答辩，最后再由欧盟法院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决。答辩主要以书面为主，各方每轮的书面答辩时间约为3至5个月。预计，一套程序下来，总的时间可能在两年左右。　　业界对此颇为顾虑，可能两年的官司还没打完，征税时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振滔只有一个念头，“赢了是赢，输了也是赢”，且当这是一次学习反倾销案件的机会，出声反抗总比闷声接受制裁有尊严。但是2008年，欧盟在反倾销期终复审之后，又宣布延长15个月，延长征税期满后又打算预谋“日落复审”，以期将征税一拖再拖。此时奥康几百万的律师费已经砸下去，可官司还是没看到希望，其他4家企业放弃再战，时间、精力和成本都拖不起。王振滔决定只身把官司打至欧盟高院。奥康上诉的策略并不是对抗，也不是指责，而是试图通过在欧盟法庭上对《欧盟反倾销条例》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和关于抽样的条款、原则等的解读、澄清，寻求明确的答复，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各个行业对该条款的使用。

　　与此同时，奥康的上诉也受到了路透社的关注，奥康积极与外媒沟通，让其公正客观的报道中国企业的立场，在不同的舆论渠道发出企业的声音。

　　转机

　　面对反倾销大棒的袭来，一些国内鞋企出口欧盟的订单在流失，但一个现象也引起了王振滔的注意，GEOX的订单量并未下降，一些工艺难度高、技术含量高的订单依旧放在奥康，转移至其他国家的只是一些工艺要求不高的订单。官司压身的同时，王振滔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代工产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廉价劳动力优势终有一天会失去，没有制鞋的专利技术和自己的设计，关上大门的不会只有欧盟市场，迟早有一天其他国家也会向中国鞋业关闭大门。

　　2007年，奥康决定把国际研发中心从温州瓯北迁到时尚信息汇集地的东莞，奥康把这里当成扩大国际化接单的窗口，同时也便利客户在版型出来后在东莞确认、试穿。

　　国际上，奥康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传统制鞋小镇维吉瓦诺设立了研发中心，请来设计师、工艺师搜集意大利的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理念，并且带到温州，又请来在英国开有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收集欧美公司的需求，收集信息带给研发部门。

　　另一方面，王振滔在外单减少的情况下，全力拓展内需市场，将产业链做前后的延伸。早在2003年，奥康便在重庆璧山打造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打算建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日趋上升之时，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便逐渐凸现。

　　为了向高端进发，奥康自身也在对企业的视觉形象设计进行变脸，把主攻目标从国内的二三线城市转移至一线城市，开设专卖店，实行多品牌经营，推出了“奥康”、“康龙”、“红火鸟”、“美丽佳人”等不同品牌的产品，针对不同的人群。当其他公司将主要目标盯准中档鞋时，奥康将目标放在了女士的高端鞋上，将“美丽佳人”的价位与国内高档女鞋中的一线品牌持平，采用连锁专卖与商场零售相结合的多渠道策略，而设计师则由意大利资深设计师马尼奥领衔。

　　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中，生产环节的创新、产品设计的国际化、高端品牌形象的打造，每一个环节的努力无不体现出企业对微笑曲线的深刻认识，走附加值最高的两端设计和销售。而几年下来的尝试，也证明了奥康的努力成果。

　　历经5年的艰苦历程，奥康终于等来了解禁的一天，赢和输此时对奥康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2011年3月31日，欧盟取消了对中国皮鞋反倾销的禁令，消息一出，GEOX给奥康的订单量猛增60%。

　　面对猛增的订单，王振滔想的是，虽然中国鞋企渡过此劫，但难保今后还有其他保护性措施出台。加之这几年中国主要原材料、劳动力、燃油成本上升以及欧盟依旧高悬的五项针对中国鞋产品的监控措施，奥康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坚持不接超低价鞋的代工，将品牌定位成为中高档鞋，与国际大牌长期合作，走中高端的发展路线，通过品牌来增加附加值。如今，在行业出口皮鞋平均为6美元的情况下，奥康出口皮鞋的平均单价为25美元以上，已经不同于当年欧盟反倾销的对象。

　　加入世贸组织：下一个10年

　　加入世贸组织10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一些当时没有考虑到的困境也渐渐浮出水面。在10年这个关口，单纯的利弊之争并不能帮助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正视世贸组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深入思考在现有世贸组织框架下，如何充分利用可操作的政策空间，推动我国自主创新等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世贸组织的条款，并适时地重新谈判。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我国不要急于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而是首先要在改善国内市场环境等国内经济一体化上痛下苦功。

　　这并不意味要放弃海外市场，相反，还应该更加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为产品寻找出路。例如，可以寻找一些附加值高的小众产品市场，满足高端客户定制的、特殊需求方面的市场。出口企业应该有集体意识，因为行业地位关系到自己的命运，我国应该大力加强产业协会的作用，发挥产业协会在国际反倾销等争端中的作用，发挥开拓国际市场和信息收集的作用，打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通路。

　　可以通过产业协会，或者通过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政府直接干预，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价格联盟，大幅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这不仅可以为我国大幅度提高出口部门的工资水平拓展空间，而且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打入底端”的自相残杀的局面。

　　不要急于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

　　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将对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产生严重限制。而且，目前我国国内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健全、政府采购市场混乱、对外国产品崇洋迷外盛行，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目前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时机是非常不成熟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首先要做好国内改革，统一国内市场，整顿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购市场体制和政策，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加强购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

　　改善内部环境，扩大内需。从历史经验看，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并不适合于具有广阔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国经济，因此，我国从过去十多年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转变到国内外市场并重甚至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深刻的结构转变。单从人口规模看，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但为何有那么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在高速公路通行费全球最高、流通费用率远高于国外以及国内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已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在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上至今仍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几乎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与全球化的接轨上。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迫使我们采取了启动内需的新战略，不得不把眼光转向了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上。为了落实扩大内需的总体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在改善内部经济环境(即“内部改善”)上苦下内功，这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贫困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的潜力?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我认为，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做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原因何在?发展战略的问题。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经济中解救出来。

　　中国及中国企业，应该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牢牢抓住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行业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采访整理： 石丹

　　珠三角：从代工到品牌

　　在珠三角，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铝材、石湾的陶瓷、古镇的灯饰、龙江的家具、虎门的服装、狮岭的皮具都是知名的，家电领域的品牌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相对更有成效，其他领域则没有一个知名的品牌，多数都是给国外的品牌贴牌生产。

　　近年来，珠三角传统OEM企业转向自有品牌，或重金邀请名人代言登陆中央电视台、或收购现有品牌以打造品牌转向国内市场，如中山奥马、东菱电器、德豪润达(002005,股吧)等小家电OEM企业，东菱电器除了通过收购威力洗衣机来提高品牌知名度外，还通过“水果豆浆机”等特色产品在国内市场打造了“东菱”全新品牌，而德豪润达则通过“北美电器”等品牌主打国内市场，同时开始了向LED产业的全面转型。这些家电企业走在前列，转型或在转型中迷失，仍然在品牌探索中。

　　作为泛珠三角的一员，广西一方面承载珠三角的代工产业转移，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也仍然秉承着自主品牌的探索之路，广西北海利博盛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就这样聚焦在手套的品牌构建上，希望打造中国的手套品牌。

　　1998年创业之初，广西北海利博盛安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峰考虑最多的是赚钱问题。利博盛从贸易起家，考虑自己在手套渠道和关系方面的优势以及业务的利润空间最后锁定这一个领域。与纯粹的贸易公司不同，一开始就选择自己生产部分产品，1998年正式在横县成立工厂，几十个人开启了创业的序幕。

　　经过13年的努力，目前利博盛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前五大手套制造商，目前年销售额达到4亿人民币，员工近4000人，旗下拥有北海、柳州、横县三个皮革制品生产基地及子公司北海惠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在广西合浦廉州镇还设有两个手套分厂。此外，利博盛公司还在广州和上海设立营销、研发和采购中心。现在，李庆峰在广州和上海的时间更多。

　　中国加入WTO后，利博盛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去，经常在欧洲、日本多国往来，可以获得更多更新的行业信息;在研发方面，可以在全球采购原材料并整合资源，比如碳纤来自意大利，皮料来自日本，可以全球组装材料做有特色的产品;也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外的展会，挖掘合作机会，如美国、德国等地的户外产品展会、运动类或打猎射击相关的展会，都是与潜在客户建立联系的有效渠道。现在平均每个月，都有团队成员在国外的会展上联系与洽谈。李庆峰自豪地说，西班牙警察有用利博盛手套，美军驻伊拉克的部队的手套也有一部分是利博盛生产的。

　　工贸一体强化“免疫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外向型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利博盛也不例外，它生产的手套有90%是为国外企业代工，自己的品牌还不足10%，并且这些产品95%是销往海外的。在利博盛两大产品系中，运动和时尚手套销售受金融危机影响显著，出现了明显下滑。

　　熬过2008年的危机，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加，但利博盛的产能却跟不上去，所有的订单中，利博盛自己只能生产其中的60%，其余40%都外包了出去。外包出去的部分难以持续保证产品的质量，难以找到合适的供应商，考虑之后还是在自己厂里增加生产线。单纯的从事贸易自己的优势很容易被制造商取代，所以工贸一体在保证产品质量监督和时间管理的基础上能固化企业的竞争力。

　　2009年7月，利博盛请来了宝成国际集团旗下提供产业解决方案的子公司宝元科技(IET)，正式开始了精益生产的改革之路。利博盛希望通过推行精益生产，使生产的管理更加规范，减少时间和材料的浪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返工率，提高准时交货率;增强自身应变能力，以满足客户多样化、少量化、更短交货期的需求。利博盛也是手套领域里最早进行精益管理的企业。　　面对成本的压力，最低端的生产会转向越南等地，但是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逐步探索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军用领域产品就需要运用科技含量更高的原料来实现。所以，会更加重视研发和专利的获得。利博盛已有50项相关的专利，在广州和上海设有研发团队，每年投入五六百万进行研发。目前中国抄袭成风，利博盛走在行业前列，研发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模仿，于是更推动团队寻找新的点子。李庆峰表示，这种环境暂时还很难改变，但企业发展需要考虑十年以后的情况，等到法律更规范之后，这些专利对企业的价值就大了。

　　步入全球广阔的市场，不再坐等订单进行生产，需要走向国际市场去主动寻找机会，通过参加展会寻找潜在合作机会。这也是粤东一些玩具或服装企业的近年的感受，需要主动到香港或其他市场主动寻找商机。广交会也是与潜在客户取得联系的有效途径，只是不同于以往会展上能够确定下单，合作的考虑日益复杂，决策的过程也需要会后2~3个月的时间来沟通洽谈产品的改进、包装等多方面的细节和要求。

　　生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更激烈，企业需要进一步寻找核心优势，在同行中更具竞争力。而利博盛的产品具有较好的行业竞争力，客户的依赖度较高，所以强化内部管理，向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迈进，然后逐步树立品牌，实现品牌溢价，这才是更加持久的发展方向。

　　专一于品牌突围

　　李庆峰开玩笑地说：“现在企业做大了，不像当初十来人的时候，想跑路就能跑。现在要更多考虑跟着自己的兄弟，希望大家都能工作得更好，也把企业做得更长久。” 一路走来，如果说创业之初考虑比较多的是挣钱的事情，将手套作为一笔生意来看待，那么经过十多年，更关注企业的长久发展。不同的阶段，企业发展中考虑的重点不同，以后更希望专注在这个领域越做越深，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从OEM、ODM到对先进管理、人才和品牌的重视，企业的发展也应该走向更高的位置。

　　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在日渐重视管理和按照国外质量标准提升产品品质后，还是难以改变这种“标签”。作为一位仍有梦想的企业领导者，李庆峰希望通过品牌将自己的企业展示给市场并获得认可，而不是让企业隐藏在产品背后，不被大家所知道。

　　他认为，品牌的打造过程，是更为艰难和长期的事业。因为“中国制造”的标签，国外市场很难接受一个中国注册的品牌，会直接产生“产品质量低廉、品质不高”的联想;国内市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也更会优先考虑国外的品牌，将其与“品质、档次”直接联系起来。好在手套领域，国内还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品牌，利博盛一直都注重自己的设计和研发，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支撑品牌的发展。

　　在国际市场，中国品牌很难被当地消费者接受，所以在走高端品牌线路的国际市场里，需要以收购的形式利用国外的渠道和品牌的市场感知度。利博盛在西班牙收购了一家手套品牌，借此整合西班牙的设计师和国外的营销渠道。在中国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VGO，以此作为大众化品牌，面对中低端的市场。二者互补，共同支撑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李庆峰也说，几年前，有朋友找他借钱投资房地产。后来朋友的企业资产迅速攀升，自己的企业远远落在后面比不上了。在此，他表示后悔也不后悔，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企业转向地产和金融投资确实能更迅速地带来收益，但做事情也许更需要一些专注，需要“耐得住寂寞”，而自己恰恰就是除了手套其他的都“不精通”，还有更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在过程中看到成长就足够了。

　　打火机CR法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抗辨

　　2003年，黄发静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同时获得这一荣誉的还有龙永图、丁磊、牛根生等人。与别人的风光无限相比，黄发静和他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经历了贸易摩擦和金融危机的洗礼，见证了温州打火机出口业由盛及衰的过程。

　　黄发静是温州人，在这个江南城市生长的人们天生就流着商人的血，他也不例外。1990年，打火机制造业在温州兴起，他发现了其中的利润与发展机会，决定投身其中，一做就是20年。2001年，欧盟开始拟定针对温州打火机出口的CR法案，当时的黄发静已经是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他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也是温州是最具规模的打火机厂之一，于公于私，他都不能坐视温州打火机倒在这座技术贸易壁垒之外。

　　2001年10月2日，黄发静收到一封来自欧洲的函件，得知欧盟正在拟定CR法案。“CR法案”即儿童防护法规(CHILD RESISTANCE LAW)，其依据是WTO/TBT协议(《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该法案要求，在欧洲普及率高或者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以防止儿童意外使用打火机而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否则不准在欧洲销售。根据打火机协会的调查，防止儿童开启装置的打火机安全锁有9种，这些技术的专利全部掌握在欧美等国的企业手中，虽然工艺并不复杂，但是对于大部分产品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来说，他们必须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才能使用。

　　早在1994年，美国就出台了第一份CR法案，一个月之后便付诸实施，一夜之间，温州打火机厂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70%，黄发静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则百分之百退出了美国市场。那时候，他和温州的同行们一样，还没有针对贸易壁垒进行抗辩的能力和自觉，甚至连“WTO”都没听说过，遑论去打这样的跨国官司，只能引颈就戮。

　　美国市场上的技术贸易壁垒迫使黄发静们将目光转向欧洲和日本，并且很快以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产品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市场。因此，当黄发静得知欧盟也准备实施CR法案时，这个在打火机行业做了十几年的温州商人用“沉重”和“震惊”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我的企业60%市场在欧洲，如果欧洲进不去，也意味着企业基本上关门。”

　　黄发静自费召开了抵制欧盟CR的媒体研讨会，向媒体、政府和同行传递有关CR法案的信息，很快，在舆论的鼓噪之下，这一事件引起了外经贸部的注意，并正式成立了交涉团专门处理此事。2002年3月19日，黄发静作为CR法案赴欧交涉团的成员之一，登上了飞往欧洲的航班。与1994年在美国任人鱼肉相比，这个由温州烟具协会负责人和外经贸部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至少证明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有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觉悟和权利。

　　在欧洲，他们遇到了欧盟CR法案的始作俑者，法国BIC公司欧洲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商之一，在欧洲市场被温州同行们占据的情况下，它的产品只能销往美国。售价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的条款就是BIC公司提出的，他们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专利。在代表团逗留欧洲的十几天里，BIC公司的总裁跟着他们从比利时一直跟到法国，努力向他们阐述自己的立场，并谋求在CR法案实施之后与温州打火机企业合作。其实，BIC公司早已在宁波有自己的工厂。

　　BIC的如意算盘打得好：若法案通过并实施，温州打火机企业就要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题：要么，提高产品价格，从1欧元提到2欧元，这就意味着要放弃温州打火机的价格优势;要么，装上安全锁，如此就必须面对安全锁的知识产权问题，支付庞大的专利购买费用，使制造成本大幅提高，失去低价的优势。　　在十几天的行程里，代表团走访了德、法、意、比利时等欧盟各国，游说的核心论点是：价格不能作为产品的安全标准和界限。黄发静认为，中国企业的产品的确有一些档次较低，但是低档、低价并不意味着质量有问题或者不合格。如果CR法规成立，就等于认同2欧元以上的打火机是安全的，不需加装安全锁，而2欧元以下就不安全，这个前提本身就很荒谬，况且，温州的打火机在出口之前就经过了国际安全检测。

　　2003年12月9日，欧盟卫生与消费保护总司召开会议，宣布原定于2004年6月19日强制实施的CR法规暂不生效，消息传来，国内媒体一片欢腾，认为温州打火机企业赢得了这场贸易摩擦的主动权。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06年2月8日，欧盟新CR法规草案获得通过。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新法案去掉了以2欧元为界限的安全锁条款，但增加了新的条文：不论是否有安全锁装置，有娱乐特征的玩具打火机在欧盟全面禁止，以及“不适用CR标准的打火机的使用寿命应在5年以上，具备两年以上的产品保用期，打火机装置应该可以进行维修，能够得到更换和维修，此种打火机被定义为豪华打火机”。这就意味着，不加装安全锁的打火机就必须是使用寿命在5年以上的“豪华打火机”，而中国生产的电子打火机最多能使用1万至2万次，根本达不到5年的使用期限。

　　幸好几年来，黄发静的日丰公司也没有原地踏步。在这4年时间里，他随时都准备着CR法案的到来，研发了安全锁并申请专利，积极开发俄罗斯和中东等新兴市场。此外，和大部分中国出口企业一样，日丰也为国际大厂做代工，客户有美国Zippo、德国邱博、日本广田和法国宝富美等知名品牌。当然，那些外国公司以几个美元价格拿走日丰的产品，打上自己的logo，就成了可以卖到上百美元的矜贵玩意儿。产业链上利润最丰富的环节，永远与代工厂无关。

　　另一方面，凭着4年前积累的抗辩经验，一番斡旋之后，欧盟接受了由中国提交的关于CR法规的部分修正意见，其中包括部分豪华和半豪华打火机可不受CR法规约束、调整打火机的出口检测方式和标准，接受中国符合条件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区别观赏型工艺打火机与玩具打火机等建议，这样，部分受禁令限制的产品就可以重新出口，温州人赢回了一部分欧洲市场。

　　即使如此，CR法案仍然给温州打火机出口带来很大影响，温州打火机的最大出口国渐渐由欧盟转向了日本，每年来自日本的订单占总量的六成以上。好景不长， 2010年12月17日，日本CR法案正式实施，仅仅一个月后，温州市制造金属打火机的企业就从500多家减少到100多家。日丰这样的企业尚能支撑，很多中小企业已经面临着停工或半停工的境地。

　　中小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困境

　　2011年10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带领一百多位浙江企业家跑了两个国家进行考察。他们在美国待了一周，与美国的中小企业深入交流，得到的信息是：美国民间很多企业渴求中国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参与投资和建设当地的项目，帮助重振经济。考察团又去了俄罗斯，参观了三个市场。第一个位于市郊，绝大部分业主是中国人，产品层次很低，“给人感觉像跳蚤市场”;第二个是中档市场，一半产品来自中国;第三个是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市场，产品基本来自欧美，中国产品不到5%。周德文深受刺激：“时至今日，中国产品给人的感觉还是低俗的、低端的、摆地摊的。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

　　周德文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见闻，正好折射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中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国际市场有着广阔的投资机会，中国中小企业如何通过海外投资使多年积累的财富升值?另一方面，前几年中国企业采取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模式在国际市场屡试不衰，而今随着外国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和对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以量的扩张为主的贸易方式必定走向末路，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产品的升级转型?

　　2011年的情况尤其不乐观。国际上，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0月11日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国内，通货膨胀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大副提高，劳动力红利时代一去不返，而政府倡导的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又都需要企业大量投入。

　　“目前的情况真是内忧外患!”周德文说。据周德文介绍，2011年温州企业的外贸利润率仅为1%~3%。“稍有风吹草动，就面临零利润或者倒闭。”

　　中小企业的出口贸易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并且周德文预计，明后两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但是，在周德文看来，“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让激烈的市场风浪“倒逼”自身变革，是中国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笼子里养出来的动物，身体差，只有从圈养的环境到自由的环境，生存和竞争能力才能提高。”周德文说。

　　入世10年来，温州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据统计，60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遍布国内外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70%的温州企业涉足外贸业务，温州出产的打火机、服装、皮鞋、眼镜等轻工产品源源不断输出国外，受到国外消费者的喜爱。在对外投资领域，温州商人也做了多样化尝试：先后建立了15个境外“中国商品城”;在俄罗斯、美国、越南建立了境外工业园区;在西班牙建立太阳能发电站;一个温州商人甚至购买了阿联酋国有电视台阿拉迪尔卫视，进军文化产业。

　　周德文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温州商人与外国商人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这使得温州商人可以昂首挺胸走入国际市场。但更为重要的，他认为温州商人在这10年间，在国际市场大风大浪的洗礼下，提升了自身的素质。这中间，温州商人交了昂贵的学费。“由于长期不开放，不熟悉国外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国外市场的规律和规则，温州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屡遭挫折。”周德文说，“尤其是经济危机后，国外为了转嫁国内危机，不断挑起国际贸易争端，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是在国家的保护下到国外倾销产品。”　　对于欧美各国对中国设置的各类贸易壁垒，周德文认为这都是经济竞争再自然不过的产物。“既然入世了，政府、商会都要虚心学习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熟悉贸易国的政策、法律，尽量少走弯路。”曾经，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和制鞋企业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提起了仲裁和诉讼，并且取得了胜诉。

　　此外，周德文还强调，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运作规律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一定要熟悉国际市场的营销法则和市场规律。早年，温州商会曾在巴西圣保罗26街租下一个昂贵的商场，再把商场分成一个个小间，出租给不同的温州商人经营。这种完全照搬国内批发市场的经营模式，很快被证明不适合巴西国情。后来，温州商会对巴西人的购物习惯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平均每周去批发市场购物一次，每次采购大量商品，而且在巴西，大型的购物商场都不在市中心。于是，温州商会把批发市场开到了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在批发市场周边建设了配套娱乐休闲设施，并加入大量中国元素。这样一来，巴西人不但能在这里购物，还能在这里休闲娱乐，同时感受中国文化。批发市场就像一个新型“中国城”。温州商会把这种批发市场模式在全球进行推广，目前成功经营的已达15家。

　　这是一个在国际市场中摸爬滚打最终成功的典型案例。周德文认为，国外市场广阔，利润也更加丰厚。中国企业要勇敢走出去，学会在国际市场上和国外企业斗智斗勇，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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