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时，我因身体残疾被拒于大学门外。这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不甘于沉沦，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奋斗目标。经过苦苦思索，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作。因为早在童年时代，我就读到了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我还没想到，中国是世界上孩子最多的国家，儿童文学作家却太少。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于是，我在自学大学中文系和生物系课程的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　　如今，45年过去了。我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我深深感到，我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一条最适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五次：发表处女作

　　1959年12月7日，我的处女作《"小伞兵"和"小刺猬"》在《新少年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童话和科学融为一体。后来此文入选多达十种儿童文学，或儿童科学文艺选本，并被选入全国幼师教材。从此，我不断创作科学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有关方面列为"全国科学童话十家"之一。

　　第六次：当义务校外辅导员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一度步入低谷，几乎所有稿件都被一一退回。原因到底是什么？当我明白这是由于我远离了孩子，便决心到孩子们中间去。我不顾行动艰难（那时我连手摇车也没有，只能架拐杖），主动到少年宫，以及家附近的小学担任义务校外辅导员，与孩子们交朋友。从此，我再写作时，便渐渐心里有数，退稿越来越少了。

第七次："文革"时大量读书

　　"文革"开始时，我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写稿。大量空闲时间做什么？我很想读书，却找不到。大约两年后，一次，我听说道外区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截然不同，由于已六十岁的老馆员张老师严加保管，加之在冲击图书馆的红卫兵中，许多曾做过该图书馆的小服务员，被张老师成功的劝阻，因此馆藏图书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张老师怕被戴上"放毒"的帽子，一本也不敢外借。张老师是个"老倔头"。他极喜下象棋却常没有人与他交战，我便对他发起了"象棋外交"，经常找他下象棋，并帮他写《欧阳海之歌》等新书书评，从而拉近了我们的感情。后来，张老师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我用书包装满书籍回家去读。就这样，"文革"期间，我竟有幸读到几百本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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