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笔者的一位朋友“电大”毕业后去海南闯荡。这哥们儿以前在一个小地方的乐队做过爵士鼓手，又练过武术；刚上岛时，他随时随地手上都捏着一对鼓槌、腕上戴一双饰有铜钉的护具，还在牛仔短裤的屁股兜里揣一>本小32开的《教你三招致富》。过海两年，他去儋县贩过菠萝，到陵水养过珍珠，往来琼州海峡倒腾过“印度神油”。最落魄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与狼狗做伴，在府城乡下养鸡。在那鬼影都难见一条的养鸡场里熬过一个恐怖的台风季节之后，他两手空空，带着一身被热带蚊子咬出的血包和疙瘩撤离了海南。

回大陆那天，站在“琼州二号”快船的甲板上，遥望渐渐退远的秀英港天际线，他将那对鼓槌和一条到海南后从未沾水的游泳裤抛入大海，算是对自己生平第一次“追求自由”的壮举做了祭奠。

今年春节，这哥们儿驾一部进口原装马自达私家车来笔者家中拜年，谈吐间气宇轩昂，递上名片，原来已是某某公司的老总。

谈及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岛民”生涯，一帮子自谑为“过海男人”的兄弟伙豪情万丈，言语之中，并全无半点“往事不堪回首”的悲戚……

17年前的一个凌晨，曾有数万大陆青年聚集在雷州半岛顶端一个叫做海安镇的地方。那是一个与海南隔峡相望的袖珍码头。当那些来自重庆、成都、贵阳、昆明、长沙、内蒙、北京……来自中国内地各个省份的大陆青年浩浩荡荡涌至海安时，天尚未放亮。小镇的码头上、滩涂上、屈指可数的几家饭店旅馆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站着的人、坐着的人、躺着的人、相互依偎的人、亢奋交谈的人、手势夸张的人……这些目光炯炯的人伫立在由青转红的天幕下，就像是一支亡命天涯的“义军”。这支“青年义勇军”是为了挣脱单位、父母、以及既定的秩序给他们安排好的人生轨迹而“揭竿”的。他们中有医生、记者、作家、工程师，有被称为“第三梯队”的政府机关青年干部，有毕业后拒绝分配的的大学生，甚至有刚刚走出神学院大门的和尚。他们呼朋引辈、壮怀激烈，惟恐被那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酱缸”(中国台湾作家柏杨语)所吞没。一个共同的理想蛊惑着他们――那就是“白手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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