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度过五年的光阴之后，我于去年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其间，我耳闻目睹了当地所出现的许多巨大的变化。尽管一年前我因工作需要调回了美国，但在香港的那段经历仍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深信，这段经历有助于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发表相关见解。

        我个人认为，香港将在今后数年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人力资源界恰恰是迎接这一挑战、确保香港顺应新环境的关键所在。若人力资源工作不利，香港将无法稳步提高其人员素质和能力，并将因此而面临着发展停滞的风险。

香港所面临的挑战

         近二百年来，人们一直担心香港能否继续保持繁荣并屹立于“现代社会”之林。不过，香港人所表现出的机动灵活、创业精神以及其活力、快速应变的能力加之以完善的法律体系，都令预言家们大为吃惊。持续性的移民浪潮使香港受益匪浅，仅此就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

         尽管如此，我仍然心存疑虑。出于多种原因，香港已成为一个高成本经营区。二十年前，高成本问题业已突出，但尚可接受。而今，下列诸多因素共同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技术创新及现代通讯网络的方兴未艾； 

       全球更便捷、更迅速、更廉价的交通方式； 

       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日渐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效力问题。

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认为，公司要选择一个最佳投资地点，就需要综合生产率、质量、成本、生产与供货时间等诸多要素；而实际要素组合取决于特定的经营性质。香港业界人士深知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晚期及90年代早期，香港的制造企业大规模地迁移至广东省境内就可以充分地印证这一点。由于快节奏发展和尖端技术的不断涌现，这一要素组合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通讯速度空前提高。以前，自海外寄至香港的函件通过轮船运送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后来，通过飞机运送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通过传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瞬间便可到达。目前，除那些存在垄断电信机构的国家之外，电话价格大幅下跌甚至出现了免费电话。鉴于服务成本与时间均大幅下降，因而，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工作地点。宽带网使得人们得以进行实时工作。通过电子文档，使得人们在任何地点进行工作成为可能。电脑化作业促使生产率差异大大降低，因为各地均可以引进和运用同样的技术。

        这一切正导致人们选择工作地点的依据迅速发生变化。目前，人们可以把白天在中国上海或印度的海得拉巴编写的软件供同日晚些时候在美国使用，其成本仅为在美国编写同类软件的一小部分；人们可以在印度打电话到美国或欧洲催收信用卡帐款；驻香港的公司可将电脑中心迁至菲律宾的马尼拉；香港人可以在欧洲的直布罗陀赌注香港赛马结果，而非在赛马会现场等等，不胜枚举。

        许多服务业的工作地正在与客户所在地相分离。大多数人员参与提供客户服务，这一点应引起香港方面的高度重视。

交通运输

         20年前，欧美的高层经理几乎很少光顾亚洲。而今却截然不同，一些公司甚至在中国召开过全员董事会，或许这仅仅是出于形式上的需要，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外方高层经理虽然未在亚洲工作过，但也曾光顾过亚洲。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了解亚洲并可以与主要的工厂直接召开电视会议。尽管许多公司仍可能需要建立亚洲总部，但这些机构的规模是否需要象多年以前那样庞大呢？我对此表示怀疑。

         另一个因素在于许多跨国公司正在亚洲拓展，并且发现他们需要将驻亚洲的经营机构划分成诸多更小的分区，例如：柯达公司将其亚洲经营机构划分为三个分区。一个公司维持的地区性总部数量越多，香港的中心地位就越岌岌可危。

英语水平

         20年前，尽管大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均需使用英语，但亚洲地区仅有接受过最佳教育的人才会讲英语。而今，尽管香港地区的英语普及程度稍胜一筹，但可以看到，英语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使用范围也已日渐广泛。 

         香港具有其特殊的情况。由于殖民地的原因而被迫使用英语，从而造成不满情绪，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采用英语和粤语，而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甚至需要使用普通话。英语水平的降低将导致跨国公司难于寻觅适当数量的员工，最终造成香港难于在世界经济环境中保持繁荣。不久的将来，上海的英语水平将赶超香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地开展贸易活动并对世界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 

         国外公司能直接进入中国，而非象过去那样通过香港进行转口。无论对于新公司还是产品或服务出口商而言都是如此； 

         尽管中国大陆相对贫穷，但其人口几乎是香港的200倍。若仅仅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某些公司这样认为)，香港将不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而受益； 

         与大部分香港公司相比，中国公司的规模十分庞大。随着市场体系改革的深化，许多公司将保持繁荣和壮大。那么香港还需要为其提供什么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拥有独立的货币、司法、社会等体系。中国前任核心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承诺，在完全融入中国的体系之前，香港将在50年内享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中国政府总体上履行了这一诺言。但是，自1997年政权交接以来，由于每次与中央政府进行协商后都要进行修改，人们愈发关注香港立法规则是否能够得以维护。随着时光的流逝，1997将逐渐远去，人们将更期望与大陆进行整合，而逐渐淡忘50年的“蜜月期”。但正如拉美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所述，立法规则及当局者所拥有的维护权是保持社会繁荣的基本原则之一。

          那么，这对于人力资源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一切在于创新与变革：有效地促成变革、实施变革和管理变革。

基于上述分析，在今后的若干年中，香港显然将在维持各公司驻亚洲总部这一地位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消费水准相对低廉地区的人们将能够按照相近或相同的质量或生产率水准来进行目前许多香港人所进行的工作，而成本却大大降低。如果香港人希望维持现有的高生活水准，他们将面临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价值方面的更大挑战。

        令人欣慰的是，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方式；令人焦虑的是，这并非易事。那么，我们将如何进行呢？对此，我也无法提供答案，仅仅知道香港人的机动灵活；或许存在许多其它的答案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但许多新观点可能尚需进行重大的变革和尝试。 

在全球范围内，勇于创新的公司具备下述关键特征：

灵活的组织结构； 

允许承受风险和出现差错； 

下放日常决策权。

        在中国的家族制企业中，这些要素似乎可以自然而轻易地实现。而在家族之外，在一个集团公司中，这些要素非常难于实现。这些并非是与香港员工队伍相关的特征。某些公司在这些方面表现良好，但大部分公司相对较差。

        谁应负责造就这种员工队伍呢？在美国，我们认为人力资源部门应负责促进企业管理并对照公司经营目标调整所有内部方案与行为模式。为此，人力资源部门需要：

理解企业经营目标； 

理解组织对照这些目标进行自身调整所需付出哪些努力； 

明确如何促成必要的变革； 

实施变革并对成功加以衡量； 

全面挑战当前的管理人员，确保他们自身切合实际并始终如一地遵照这些目标行事。

        基本上讲，人力资源工作者需要掌握商界人士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近50来，香港人力资源界经历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光。香港具备大陆核心、枢纽地区所具备的所有优势，这一点是外部人士所无法理解的。香港地区拥有完善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英语语言技能，在这一地区，仅有新加坡可与之匹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显著增长和水涨船高为特征。许多新公司相继涌入，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出台了许多方案，大部分人力资源专员离开原职并担任更高的职位和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准。显然，原有的殖民势力并未在培训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方面进行足够的投资，因而，与新加坡不同，香港很少有人能冲破“玻璃顶”。

        香港公司规模小，因而很少面临中国大陆的大型公司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在分析中国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所面临的许多日常挑战时，我发现他们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人们迅速学习或者放弃。在香港，那些后备人员在经验与核心能力方面正在迅速地超越其竞争对手。印度和亚太区其它国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香港若希望在地区范围或全球范围内成为人力资源领域的先导，公司应该从何处寻觅优秀人才呢？

总结：

香港正面临着一个外部问题； 

人力资源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现有的人力资源专员需要准备迎接挑战。

建议人力资源界采取下述行动：

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内部、外部客户进行沟通，询问哪些方面有待改进及其原因； 

阅读经营战略书籍，并思考其与人力资源举措之间的关联性； 

挑战企业经理人，确保人们实施相应的战略； 

个人承担更多的风险，并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 

参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类的专业会议并更加积极地献计献策。

我谨希望通过本文感谢自己在香港期间所结识的许多朋友，他们的智慧与气质引导我学习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运筹帷幄。谢谢大家！


作者：Paul Howes来自翰威特咨询有限公司(Hewitt Associates LLC)。Paul先生是翰威特公司驻美国新泽西办事处的管理咨询顾问。在亚洲工作的五年期间，他曾担任翰威特公司驻亚太地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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