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人们对改革给予了厚望。事实上,除了改革红利之外，主导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逻辑是如何打造经济升级版，而从后危机时代国际分工格局角度看，价值链战略是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的关键。

　　其一，积极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向下游传递速度，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其二，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建议研究制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相应的扶持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配套政策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其三，向零部件产品内分工倾斜，着力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而进口零部件与成套设备的溢出和带动作用差别很大。政府应该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短期内，政府还应鼓励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避免进口中间品对自主创新研发的替代。

　　其四，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排除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保税物流园区和仓库，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

　　其五，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容量，推动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从趋势上看，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所谓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总体看，中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

　　此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措施的实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广阔空间。伴随着本土高增长的市场容量，中国正由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转变为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中国应该改变片面的“市场换技术”的外向产业发展战略，充分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而这也是新一轮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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