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荣伟的调查清楚地描述了创业团队成员散伙或离职的主要原因。70%的人认为散伙是因为“合作不愉快人际关系难处理”、“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感到渺茫和不确定”，以及“当初建立的信任基础发生动摇”。而选择“对公司分配机制不满意”、“报酬不理想”等原因的只有10%。在调查创业团队成员被解职的原因时，选择“与董事会配合协调不一致”、“经营理念偏差、行动不一致”的占据总调查人数的90%以上。由此可见，创业团队之所以解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团队合作精神”未能持续，合作的信任基础发生了动摇。

过好“治理关”、“信任关”

任荣伟在比较分析了英国、美国等国，以及亚洲各国创业文化传统及其创业活动特色之后认为，在塑造创业经济社会过程中，除了要积极倡导建立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之外，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必须过好“治理关”和“信任关”。有效治理的前提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和优化，即各方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有效机制。而以“信任”为基础的创业文化则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资本，维系着创业团队的存在和创业热情的持续。

任荣伟表示，信任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不确定性：企业对未来未知事件存有不确定性；企业对这些未知事件的反应存有不确定性。毫无疑问，有着信任基础的经济活动将会有效减少这些不确定性，一个有着较高信任度的“创业团队”将比事先预测、制订复杂性的契约、均衡博弈行为等更能减小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的组织资本。事实上，信任度高的组织能够以更具弹性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且其组织方式也更是以团体为导向，这就使得组织的责任能够有效地分散到较低的层次；相反，低信任度的组织必须处处提防、孤立他们的员工，所借助的手段不外乎是一堆官僚式的规章。

任荣伟博士最后指出，创业中的成员是否具备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取决于该团队共享规范与价值观的程度高低，以及团队是否能够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在这些价值观形成中，这样一个创业团队可能会演变为一个“道德团队”。在此团队中，人们对信任的渴求以及对自利的约束便成为一个公共的行为准则，贯穿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非正式组织交流以及签订契约的每一个方面，它蕴涵了更丰富和更明确的创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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