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已有一半功夫，未竞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见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何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常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唯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胥恃此也。”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是否把北洋海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大问题。提督之下的刘步蟾、林泰曾都留英多年，对于琅的指手划脚一直都有不满情绪，再加上北洋海军内部对于琅的严格管理也一直有厌烦情绪，最后终于发生了所谓的撤旗事件：1890年2月，琅威理与总兵刘步蟾、林泰曾督带一些舰只到香港维修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换上总兵的三色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与刘交涉未果，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从中调和，提出为琅制作一副四色旗的方案。琅不服，6月与丁汝昌一起拜访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表示以刘步蟾为是，琅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11月，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顾问的请求，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海军的合作陷入低潮。

　　如果刘林等海归派能维持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撤旗事件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爱国主义教育案例。可惜，琅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一落千丈。“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是一场悲剧的开端。”姜鸣沉痛地写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海军与英国人的成功合作。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英格思（CaptainJ.Ingles）为日本的海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人封他为贵族，使他能够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与日本的高级将领交游。当日本人认为自己不再需要欧洲人时，欧洲人便体面地告退。日本海军发扬师承，不仅保持了欧洲人在时的面貌，而且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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