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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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方的要求,对清廷来说,却成了一个难题。英方之要求无力拒绝,又不甘心让本国“汉奸”们逍遥法外,高层官员们愤愤难平。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疾呼:将汉奸免罪等项“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给事中董宗远则预计:汉奸历来被视为“弥天大罪”,如今,“竟得蒙释有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天下恐怕是要大乱了。
为惩办“汉奸”,清廷别出心裁,把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
尤其让清廷忧心如焚者,是《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华人与英人之间的交往将愈加增多;国内“汉奸”如此之多,如果英人一再援引《南京条约》,“与英人有来往者”须全部免罪,那该如何得了?为此,在《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中方代表耆英即向英方提出:
“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从近代主权理念来看,这一提议,等于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其中的涉外审判权,具体而言,即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拱手相让给英国驻华领事。领事裁判权日后给中国带来诸多屈辱,历尽千辛万苦始于1940年代逐步废除。但耆英显然对近代主权理念毫无所知,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他解释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遵照了朝廷的相关指示——朝廷的指示是:战时与英人有牵连的中国人,如另有犯法行为,应由中国自行处理。换言之,既然这场战争带给朝廷最大的教训,是严重的“汉奸”问题,那么,朝廷就决不能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
当清廷把一场时代分水岭般的战争的教训,总结成“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时,它似乎从未意识到:“汉奸”问题的根源,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庙堂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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