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婴儿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一点七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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