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彼得·德鲁克为《福布斯》杂志撰写了一篇名为《熊彼特与凯恩斯》的文章。他比较了这两位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文章的结尾德鲁克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岁月，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聪明。相形之下，熊彼特显得缺乏想象力——但他更富智慧。聪明可以吃得开，智慧则更久远。”

　　在德鲁克看来，尽管凯恩斯的经济学“成为广泛接受的智慧”，但是它却并未能行之有效：“凯恩斯的标准是通过政府支出去创造繁荣和发展生产力，显而易见，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这一标准已经走到尽头。”

　　那么熊彼特的经济学呢？在他最受欢迎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提出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简单来讲，就是企业家们的创新才能打破了旧有的经济格局，推动整个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德鲁克将之称为“熊彼特的动态的、增长的、活动的以及变化的经济”，“熊彼特的创新者以及他的创造性破坏，是唯一可以解释利润及其来源的理论”。

　　“在熊彼特的经济学中问题总是这样的：有足够的利润吗？有足够的资本形成来提供将来的成本、维持业务运行的成本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吗？”德鲁克说。它不仅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利润”从巴尔扎克和马克思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巴尔扎克说：“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是同样巨大的罪恶”；马克思则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当彼得·德鲁克在1983年如此宣称时，应该不会招来太多非议。原因在于，每一种观念或者理论的大获全胜，总是需要一个巨大的现实为其背书。为熊彼特背书的现实是，受凯恩斯经济学影响颇深的美国和英国在卡特总统任期内陷入因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境——我们在最近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和小说《兔子富了》中可以一窥当时美国的国民情绪。接替卡特总统的是一位信仰放任自由经济学理论的总统里根（1981年）。他在英国的盟友撒切尔夫人则已经在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里根和撒切尔开启了私有企业的黄金年代。

　　在随后的观念的较量中熊彼特大获全胜，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和硅谷热潮更是为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背书。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就像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代言人活跃在全世界的媒体上，而硅谷的进化也像是对“创造性破坏”理论进行实验室内的推演。

　　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是为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论述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家精神那一章做注解。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通过他在商学院的企业家学生们，他重新发现了熊彼特。

　　但是我们真正进入熊彼特观念的时代了吗？我个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民主衰退的十年，参与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那么，如果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十年，它会不会也是市场衰退的十年？我知道，至少在中国已经有人持这种观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终将被自身成功所毁。资本主义的成就会催生出新的阶层，如官僚、知识分子、教授、律师、记者。他们都寄生在这一制度上，然而“他们全都反对财富生产的精神、节约精神以及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的精神”。这种未来会发生吗？企业家们在想什么？创造性破坏是不是会一直延续？企业家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如何互动？熊彼特的观点还会受到赞美吗？

　　这是我好奇的问题，也是这个专栏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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