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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石在天则研究所的发言,最初是被片断化地截取。然而,拿到下面的发言全文稿后——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对王石的感觉会变得很不一样。
他很理性、很讲策略,充满正义感和人情味。你了解了他说话的背景,他的一些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真实想法。
王石反思是,我们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不能觉得没有损害到我,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来看,躲是躲不过去的,躲避没有出路。所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我认为,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在吴英案大家呼吁免除她死刑时,我在网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态度,对吴英的刀下留情,跟舆论是有关系的,我很欣慰,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量。我知道,我个人虽然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当我个人的言行和主流相违背的时候,再有名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正因为你有名,要杀鸡给猴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你。反过来,更多的人加入形成一个洪流,这个洪流当中有你一份子,你就是起作用的。
以下是王石在天则研究所全录:
一、拒绝致辞,是因为对曾案了解粗浅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接受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是第一次来天则参会。茅于轼老先生是我非常尊敬、非常佩服的人,天则研究所是茅老先生亲自创立的,天则的表现也令我尊敬。我知道它本身的发展过程很波折。今天开会的波折,我一点不感到意外,突然会议地点被限制,最后改到这里。因为天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间智库,如果它一切都被认可,一切都顺风顺水,可能就不对了。
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带有偶然性,是一个普通关系的朋友,带有试探性的问,说天则开这个会想让你参加,你能不能来?我立即答应了,他很意外。我没有任何犹豫,我说我就想参加这样的会。他接着说这个会希望你在开端有一个致词发言,我立刻拒绝了。
我先谈谈我为什么拒绝致辞。是不是我担心致词会比较敏感?当然不是。我既然很痛快的答应来参会了,肯定不会忌讳发言。那为什么拒绝致词呢?第一,这样的会议我第一次参加。第二,我对曾成杰案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我的了解是通过网上的文章。我第一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经验,第二我不太知道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仅仅凭网上的资料和粗浅的了解就致词,我说不了什么,所以我拒绝了致词。
到这之后,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尤其是王律师(指曾成杰二审死刑复核辩护律师王少光)慷慨激昂的案情介绍。我觉得他不像律师,最起码他介绍的方法和逻辑不像律师。根据他的介绍,我没有了解到这个案件网络报道之外的东西。之后,天则所介绍了他们到湖南实地调查做出的分析报告,这样的案件分析,我非常感谢。因为只有听了这样的东西,你才知道这个里面的逻辑是怎么回事,立刻就进入了状况。而王律师的介绍,就是在介绍一个英雄,完全是罗宾逊式的英雄——曾成杰集资是给大家做好事的,然后受到迫害。他这个介绍,我很难呼应。
二、为什么来参会?自省到 “企业家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
另外,我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一接到这个邀请我立刻就答应来参会?这与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是有关系的。今年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我作为论坛轮值主席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企业家的自我更新》。在今年年初,整个经济界和理论界都抱了很大期望,都期望上面怎么怎么样。但我的发言是企业家要自我更新,是对自我期许。半年过去了,有什么变化?我在自我更新前面再加上“自省”,就是自省与自我更新。
我先借这个案子的机会简单谈谈我反思自省的逻辑过程。这个和薄熙来有关。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因为万科集团在大连有投资,礼节性的安排,我和他见了两次。因为他是一个明星官员,作为万科,在大连有经营,一个市长、市委书记乐意接见,对我们无疑有正面作用。但是见了两次之后,我就不愿意见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方式,基本有两种,一种他就是叙述者,二是交流者,交流者是他叙述之后愿意听你反应。薄熙来是属于第一种,会见一个小时,60分钟过去了,他还在讲,要秘书提醒他时间到了。显然,我不大喜欢这种交流,感觉很乏味,因为政府官员的逻辑,在他讲之前你基本上都知道了,他讲什么东西,一次、两次后你也知道了,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就不大想见他。
长话短说,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到前年(2011年),因为某种原因,王立军想见我。见之前电话,王立军说我已经报告薄书记了,薄书记想安排与你见面,还要开新闻发布会。一听这话我就说不去了。我一说不去,公关部为难了,说对方已经安排了,你不去,我们的重庆公司接下来怎么和当地政府打交道?我说好,我去,但是有一条,不能开新闻发布会。当时我预测不到他后来会发生这个事。
我不想见他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见面说什么。我对他“唱红打黑”很反感,我不能一见面说我反感你,又不能说肯定他的话。既然肯定的话不能说、反感的话也不能说,所以,我就不想见。公司公关部说这个不能取消了,只好还是见面。当时高晓松是重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第一个接待我,说对不起,薄书记今天临时参加中央会议坐飞机去北京了,今天晚上不能接待你了。我如释重负。然后到了公安局,王立军对我说,今天晚上薄书记不能接待你了,正在和中央开紧急电话会议,我听出他和高晓松没有对上,就知道薄熙来恼火了,不想见我了。
后来他出事了。薄出这个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是薄谷开来杀洋人,这边要掩饰,那边又有王立军的事希望他保护,种种原因出了这个事。我反思,如果他不出这个事,他到了中央呢?我躲得过他吗?躲不过他。你发现躲是躲不过去的。我反思重庆事件。另外,今天第一次见到李庄律师,我非常佩服他。李庄律师是办案迎上去的,不是主动的。我知道法律界的贺卫方先生是主动站出来的,对重庆的做法感到耻辱。重庆打黑打的是重庆的企业家,但企业家什么都没有说,都没有吭气。
所以我反思,如果再从头来,我应该见他,不应该躲。当然,我不会见面就说你错了,但是至少在人家讲完了之后,我可以把我的感觉告诉他。我想这个不至于给我造成杀身之祸,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选择了躲避和沉默。
所以,我的反思是,我们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不能觉得没有损害到我,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来看,躲是躲不过去的,躲避没有出路。所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我认为,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在吴英案大家呼吁免除她死刑时,我在网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态度,对吴英的刀下留情,跟舆论是有关系的,我很欣慰,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量。我知道,我个人虽然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当我个人的言行和主流相违背的时候,再有名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正因为你有名,要杀鸡给猴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你。反过来,更多的人加入形成一个洪流,这个洪流当中有你一份子,你就是起作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邀请我,我立刻就答应要来。而且我既然来,就做好了有人给我打招呼、有人给我打电话的准备。可能我会尊重他的意见,我不能来,但是我会把我不能来的理由在微博上发出去。我想不会发生他不让我来,我硬来,我下车时,他把我往车上拖的情况。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想说明办案的人只不过是秉公行事而已。我相信我们这个会能开得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里面也有他们派来的人在听,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他在这听,他会回去告诉他们,说他们不是要颠覆我们。所以,这有一个策略的问题,有一个智慧的问题,不一定我硬去对抗,才能证明你。所以,在这里我是表现敬意。
三、工商业界如何自救?首先要保有生存的权利
我要谈的第二点,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企业家、工商业界如何自救的问题。自救首先就要自省。宗教上是救赎,首先是自我救赎,如果你有能力管理企业,对社会还有影响,你自赎都没有做到,怎么能他赎呢。所以要自救,如何自救?第一,你是一个人。第二,做一个公民。第三,从职业身份来说,你是一个工商业者。第四,你是一个知名的工商业者。所以,从这样一个逻辑简单来讲。第一,作为人得保有生存的权利。 第二,作为公民,现在“宪政”这个词都是忌讳,我们就谈宪法,中国是有宪法的,宪法是保证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的,你要履行义务,也是有权利的。最起码的权利之一,你就是恶法也得遵守。我呼吁取消死刑,在死刑没有取消之前,呼吁减少;在减少之前,即使是死刑犯他也有权利,那就是执行死刑之前,他可以有要求和亲人见面的权利。这个权利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什么主义都没有关系,按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即便是死刑犯也不能这样秘密地处决。这么一个知名的案子,这么知名的一名企业家,都可以秘密执行,平头百姓呢?普通公民呢?所以,这一条是作为公民来讲。
第三,作为一个工商业主,讲好听点是企业家,一般难听的来讲,你就是赚黑心钱的商人,我们如何做?我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全国这些出了问题的企业家,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可能的,我都会去监狱看他。但探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容易是在于我有点名气,要去看的话很少被拒绝,但是要通过一些关系去安排。有意思的是,这个人曾经给我安排过去探监一个企业家,过了五年后,我又去监狱探望这个给我安排去探监的企业家。比如说兰世立。去年是另外一个企业家陪着我去看的。
为什么我要去探监呢?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兔死狐悲,我们是同类人。当然里面有一些犯罪的事实,也有被冤屈的。什么叫兔死狐悲呢?贪官越来越多,也有被判刑,但是很少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像重庆打黑一样,你们这些企业家,你配合一点,给你五年、十年,不配合的,就死刑立即执行。这就是兔死狐悲。如果我们不去看望他们,谁会关心他们?因为官员这个阶层是有人文关怀的,虽然死刑没有免除,但是他们到一定级别是“刑不上大夫”的。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第二,表示我对你的支持,我不是支持你的犯罪行为,但即使你犯了错误,被判了刑,你还是一个人,你只是一个犯错、犯罪的企业家。只要不是死刑,到期了你还能出来,你出来后还可以重振旗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四、未来要成立企业家救助基金
所以,这个牵涉到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家、工商界如何自救?我们看曾成杰这个案子上,回到当初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案子争论过程中就介入,与天则合作。就是两个多亿,我们找一些企业家集资把这个两个多亿先帮助还了,可能结果不会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和民间智库联手起来,和司法界联手起来,我们就这样联合起来展开救援,结果就会不一样。
换一个思路。现在我在这要表态的就是,我们下面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合法集资。集资干什么呢?就是建立这样的基金,企业家救助基金。再发生类似这样经济纠纷的,牵涉刑法的时候,还不了款的时候,启动这个基金,当然首先和司法结合起来,和律师结合起来,和民间智库结合起来,有理有力的启动自救。如果工商界自保都不行,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问题我就不再展开说了,我今天来就表示这样一个态度。谢谢。
再补充一句话,维迎在今年年初亚布力论坛上的发言,他说我们面临改革,第一个是出于理想,第二是出于利益。在这里我想说,企业家这样的自省、自我更新也是出于理想和利益。我的调子没有那么高,我是出于利益。我们要改革,首先要改革好我们自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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