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的经济与停滞的社会，是当下中国的两个鲜明特征，于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局面就是，各种矛盾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化解，上访、维稳争锋相对。在这种对峙中，弱势一方通常是依靠道德力量来召唤社会舆论的围观。但是，当围观者稍微冷静下来，仔细审视弱势一方时，往往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些自私、怯懦、甚至唯利是图的道德瑕疵。

　　纸上谈兵的价值观往往清晰易辨，当价值观放入现实世界时，模糊、复杂，甚至对立的万千世相往往让价值观迷茫了方向。那么，我们的价值观该如何兼容并包维权者身上的正义性与道德瑕疵的冲突呢？

　　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的冲突中倒地身亡后，邓正加女儿开通微博，强烈质疑政府相关部门。但随后，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在得到高额赔偿的许诺后，邓正加女儿的态度由激烈转为“感谢政府”，“逝者已去”，“不希望外界打扰”。

　　围观为弱者带来了力量，但邓家女儿却不为父亲讨一个公道，在得到政府赔偿89万的许诺后，就匆匆下葬，既无公义、也未尽孝道。这让围观者五味陈杂，感到失望、沮丧、甚至愤懑，觉得维权者在压力与诱惑之下的退让，突破了底线，辜负了网友。

　　应该说，这种观点确有道理。但是，围观者需要想清楚的是：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围观一个不公、不平之事，无非是想帮助当事人获得一个更加公正的结果。虽然，凶手伏法，官员下台，符合围观者的预期，最能激起围观者的胜利感。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之中，身在乡土，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往往令正义迟到，令人们折中放弃。

　　逝者已矣，活着的却还要面对艰难时势，让一个农户去跟地方政府对抗，其艰难不言而喻。邓姓在当地家族庞大，许多亲戚也在当地公务系统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力，并传递到瓜农一家身上。而且，巨额的赔偿对于瓜农家庭，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即便她父亲英灵不远，也许也愿意自己的儿女就此生活得更好。其实，这或许就已是一种正义——在围观的力量的逼迫下，当地政府的补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某种意义上看，正义也实现得更多。虽然，有些人觉得这种正义是算计的正义，是扭曲的正义，令真正纯粹的正义蒙尘，但是，谁能否认扭曲的正义仍是正义？

　　退一步看，实现更大的正义也并不一定需要假借瓜农女儿之手。外力致死，事情已经超出了私人范畴，成为了一个需要当地执法机关介入的案件，已经是一个公共事件。而当地政府的巨额赔偿，来源何处，理由是什么，也是一个公共事件。

　　所以，虽然瓜农女儿是聚集公共关注的最佳人选，但不管邓家是否妥协，任何一个不满意事件结局的公民，都可以亲自站出来，进行呼吁，聚集公共关注。那么，向瓜农女儿施压，要求她做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人去履行自己的公共意愿，甚至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简单发泄。

　　但是，这种集体压迫所赋予的义务并不一定正确。再纯粹的正义，个人也有不合作的自由，也有回避，甚至委曲求全的自由。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价值观的基石呢？也就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正义呢？

　　在几十年前，人们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在一个宏大的命题下，人们必须服从集体的意愿。这个宏大命题可以是祖国的荣誉，可以是民族的独立，可以是集体的财产，甚至可以是一尊瓷像。值得一提的是，瓜农的女儿并不能和前段时间充满争议的柳传志相比。后者是著名企业家，更是肩负政治义务的人大代表，而前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

　　所以，退让、唯利是图、懦弱，世像百态虽不完美，但在以个人为原则的基石之上，兼容并包维权者的妥协与自私，本身就是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同样的道理，唐慧在维权过程中的那些自私、唯利是图、谎言与欺骗，虽也让围观者大跌眼镜，觉得受到了欺骗与误导，但唐慧无须满足人们的道德诉求，也无妨价值观的自洽。

　　不过，价值观所能兼容并包的退让、妥协、懦弱一般仅仅是通过纳税人为政府错误买单，或损害形式上的法治，来达成自己的私利，并没有伤害到具体第三人的权益。这时，这些妥协、退让、唯利是图都可以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折中。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打算装外宾，装作法治昌明，然后纸上谈兵的谈法治的损害。

　　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唐慧维权的过程中，地方司法系统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来满足唐慧的要求，进而达到维稳的目的，却是任何价值观都无法折中、兼容并包的问题。毕竟，犯下罪行的人的权利也仍然是价值观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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