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东方创业故事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商业财经题材的故事。

　　经历了15站巡回，陈可辛为自己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积累了“无差评”的口碑。陈可辛寄望5月17日上映的这部电影，能够超越《甜蜜蜜》，成就另一个经典。一贯强势傲慢的院线们也没让陈可辛失望，他们为《中国合伙人》首映提供了38%的排片率，这个数字高于《致青春》的首映。

　　以新东方创业故事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商业财经题材的故事。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变相的中国梦；有人认为它会引发合伙人制度的讨论与思考；有人认为中国开始要“明目张胆”地赞美财富，商业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导演陈可辛说，他不太懂商业的蜿蜒曲折，甚至不那么熟悉上市并购等商业术语，《中国合伙人》只是以创业故事为载体，商业外衣下包裹的是失落的童真——人因为成长、因为光阴、因为利益而层层剥落的童真。如果真要说到商业，谈到机会，他认为在刻下的中国，怀旧正在制造需求，方方面面的需求。

　　在电影上映之前，我们专访了导演陈可辛，听他谈从未谋面的俞敏洪，听他谈缘何在马云身上找不到原型故事，听他分析岁月神偷如何将电影市场权力从香港转移到内地，而他又是三番两次折戟合伙制。

　　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成功故事

　　你最初拿到这个剧本决定自己拍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作为香港人，你怎么理解30年内地的变化，又如何在戏剧中处理过往岁月的那些情境和细节的？

　　陈可辛：这些对于我来讲并不是问题。过去30年里，哪里都有改革开放，有经济腾飞；哪里人都年轻过，怀旧过。我只是为这些情怀找到一个载体，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把我最喜欢、最擅长的东西都放进去。而后，我有好的编剧，好的美术指导，好的服装指导，他们也会帮我找到所有的东西。

　　电影中有些细节有着二三十年前的时代烙印，作为导演，你怎样把握那个时代的？怎样把这些感觉体现出来的？

　　陈可辛：那些年代的大事件，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在编剧本的过程中，我也加入了很多我自己认为合理而且能体现时代感的东西。比如，第一版本的剧本最初写他们没钱，所以在被北大开除之后找了一个小胡同里面的房子教书，这个段子跟时代挂不上钩，而且外景没有找到胡同，北京现在要找小胡同也不容易，最后就找了一个旧工厂。在电影叙述的那个时期，内地很多人刚刚下岗，好多工厂都倒闭了，他们（电影里的两个创业青年）就偷溜进去，在那里教学。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老工厂，后来找到的那个工厂拍出来非常东欧，非常社会主义。

　　佟大为的角色，被美国妞甩了之后，哭着剪头发；随后电影里的时间就从1980年代末转接到下一个镜头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所有人在街上激情澎湃去“下海”经商，这些情节我们过去在香港看报纸都知道。具体细节包括穿什么衣服、骑脚踏车唱什么歌，就靠经历过的人来告诉我怎么表达。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故事，没有真正发生在新东方身上。

　　很多企业家看过你的样品，他们对这个片子的评价如何？

　　陈可辛：我其实挺紧张他们的反应。最初在看剧本的阶段，我给了唯一熟悉的企业家王石看，他也是那个年代的人，我问他我能拍吗？他说非常好，他看到了《甜蜜蜜》的影子，而且觉得比《甜蜜蜜》的格局更大，这个故事与内地有关、与他相关。就是他这句话让我决定拍这个戏。如果最初他看觉得不靠谱，可能我就不敢拍了。

　　这之前见过俞敏洪没有？

　　陈可辛：拍之前和之后都没见过，现在也没见过，都是通过第三人转述的。我看他的微博，看他的书，我的目的不是希望（电影主角）更像他，而是希望别太像。

　　原型肯定是新东方这个没法否认，但是我整个过程都希望改编成新的故事。而且电影里面除了成冬青（编者注：原型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孟小骏跟王阳已经完全不像徐小平跟王强了。像俞敏洪那样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除了他还有别人，别人身上也会有典型的故事——那种很典型的在中国成功的故事。

　　拍这个戏，我在听大家聊剧本的时候，也认识了更多的内地文化，比如土鳖是会成功的，海龟是永远做不了老大的。剧本的第一次改编是香港编剧改的，后来我又找到一个内地编剧改编，经过第二次改编后，故事就变成土鳖带领海龟成功的创业故事，我也一路在跟着剧本的改变学习。

　　我在马云身上找不到故事

　　香港也有充足的财经素材，一些香港企业家的故事时间跨度也很大，有充分展示空间，为什么选内地题材？

　　陈可辛：其实10年前香港的电影市场就开始衰退了，但拍财经题材的电影是需要钱的。我不可能在香港电影市场已经非常弱势的情况下还选香港的经济题材去拍。

　　我最初想拍内地更早期的故事，1970年代开始创业的那一代人。但是这里面很多东西是不能拍的，因为里面涉及的很多官商故事，电影会遇到审批问题。

　　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是打出来，拼出来的。后来又有一些互联网的商业故事，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多灰色地带，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互联网故事，谁看的懂？我看了很多马云的书和故事，都找不到合适拍成电影的故事。

　　那么你在这些商业故事中寻找什么，或者说你在你的电影里想要表达什么？

　　陈可辛：我认为电影里面真的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长时间的跨度，人物的成长。我觉得成长就是童真失落，年轻的时候都很天真，就像戏里面一直在问的，“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改变似乎是必须的成长经历，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跌打滚爬之后才明白，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遗憾至今的合伙生意

　　1990年代初，你和曾志伟等五个人做UFO电影公司，实际上也是一种合伙生意，当年的合伙给如今留下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陈可辛：最初因为每一个人单独的实力不够，想要在电影圈里面有话语权我们就要集结一班人一起做。当然中间也有一大堆问题，那些关于电影的问题更尖锐，更明显。

　　当时我们UFO这个大范围的合伙矛盾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更小范围合伙矛盾是我跟李志毅，UFO头两部卖座的戏都是我和他联合导演的，联合导演赚钱了怎么分？这里的利益分配就会有矛盾。所以其实在UFO五个人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合伙矛盾是当年一直纠结到现在的遗憾。

　　很多时候合伙跟年龄有关系，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会影响合伙关系。根据你的亲身经历，如果电影里的三个人，他们合伙的时间更晚结局会不一样吗？

　　陈可辛：会不一样的，比如我在UFO那个年代，曾志伟是老大，虽然他不干活，但因为他是精神领袖，他有话语权，利益分配一定是他拿大头。电影就由我们几个年轻人拍，我们赚了钱就平分，因为不平分摆不平。但是慢慢的，赚了钱平分的方式就开始不平衡了。

　　所以我经历过UFO之后，后来跟另外2个朋友合伙，一开始就讲清楚三个人怎么分，但结果还是散了。直到我最后的公司，我把合伙方的股份用钱买回来了。所以不同的年龄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到后来成熟的合作就不一样了，大家不是哥们也不是兄弟，就是简单的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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