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道德经》

    这里先解读一下上述文字：最好的领导者是民众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无为”之圣人，其次是受到尊敬与爱戴的人民领袖，再其次是有为之暴君，最下等的是无能之昏君。

    圣人垂衣裳而治天下，不折腾，不扰民。《道德经》第28章指出“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可见，官员是“器”，圣人则“不器”。面对老百姓的是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地方官员，圣人只要选好，领导好这些视之为“器”的地方官员即可治理好天下（从政权角度看，基本的层级关系仍然是必要的，有《道德经》第54章为证：“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此处描述了从个人到天下的大致层级状况，同时还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秩序论也证明了层级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圣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争来的权力，这一点《道德经》第66章说得很清楚：“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那么，这种治理模式为何优于领袖型管理者呢？

    首先，领袖型管理者“绑架”了政权或公司组织。领袖人物的影响力是“无形资产”，如果这种“无形资产”的所有者归于个人而非组织，这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一方面由于权力失去制衡可能导致独裁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一旦此人离职或去世，对于组织的将带来巨大的冲击；而无为之治则不同，管理者的离去不会对组织造成不良影响，组织内部重新推选出新管理者即可，由于个人对组织留下的烙印不深，从而可以使组织的延续性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减少组织或社会的动荡；

    其次，领袖型管理者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从而引发“越俎代庖”问题的产生。一方面领袖人物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对自我判断能力过于自信，独裁倾向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人们一旦形成偶像崇拜就容易失去了自我判断力（这与青少年追星行为相似，都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从而在具体问题的决策上过度依赖领袖人物，于是就有“一言堂”局面的出现，这种情况将严重影响决策质量，这正是独裁的主要成本，即决策效率背后的决策质量堪忧，用IT技术语言讲，独裁是单一主机驱动，民主是“云计算”；

    再次， 领袖型管理者是居功自傲的表现，无为之治则表现为领导不与下属争功，体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即不把自己置于“神坛”之上的位置。一个整天处于鲜花与赞美中的领导，他哪里还有心思去默默耕耘？

    最后，上级的强制性指令容易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虞，《道德经》第75章指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正是这种冲突的写照。 管理沟通的重要部分是参与，一个人对于自己参与决策的指令执行力要远大于服从命令情况的执行力。无为之治高度重视个人创造力在参与决策中创造价值，因此同样具备强大的执行力；

    因此，领袖型领导人属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固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原因，但中华文化中缺乏独立思考传统，甚至说缺乏“叛逆”精神的传统也是重要的文化背景。而无为之治则不同，它体天而行道，顺万民而立根基，是管理者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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