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日—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经济转型处于重要关口，改革需要解决GDP挂帅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认为，国际经济在经历五年的危机应对缓慢复苏以后，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调整转型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内部需求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金融风险特别积聚，通胀更是长期面对的压力，各国应用财政政策刺激的做法已经走到极限，本身不可持续，高度依赖于出口的企业短期内难以繁荣，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加工型转向创新型。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是客观经济规律、自身经济问题所造成的。过去长期GDP挂帅，造成很多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主动采取措施，逐步把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下来，以便中国能够有充裕的财力空间、政策空间来应对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很大的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为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大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远近兼顾来解决中国GDP挂帅的问题。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虽然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由于有着人口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有着13亿人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0年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问题在于，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五位一体”的包容性改革

　　改变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教授认为，我国这一轮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产能过剩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解决得好，过了一关，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反之，不仅现存问题难以缓解，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进入21世纪，就体制而言，用长远、全局、战略的眼光看问题，推动“五位一体”的包容性改革。经济改革要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破除垄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等；政治改革要围绕“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等；社会改革要围绕“社会共生”，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组织改革等；文化领域“包容性改革”，深层的是“文明交融”问题，要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要建立资源环境产权体制。

　　确立开放新目标，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研究员王志乐认为，中国成功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通过加入WTO中国在中央层面一共修改了2300个法律法规，地方层面修订了19000个法规，除了粮食、药品、成品油、邮政等部门实行政府定价，不对其他货物或服务实行价格控制，允许每一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倒逼了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的话，继1979年、1992年和2001年三次开放与改革之后，将迎来更大范围的开放与更深刻的改革。

　　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研究员表示，如果能够在对外开放中选择若干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大胆开展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减少试错、少走弯路，而且可以较小的代价破除国内的改革“顽疾”。最近我国政府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多重意义：一是主动进行开放；二是重在政策创新，如不搞政策“洼地”，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审批制度改革、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等；三是典型经验示范，这个试验区不像深圳特区、浦东特区一样，是中国(上海)试验区；四是建立倒逼机制，通过上海的改革促进国内各项改革。

　　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创新的原动力，世界上的大企业都是从微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一定要从政府改革入手，才能通过体制制度和技术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深圳大学副校长陶一桃认为，中国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具有强制性，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个过程既是既得利益丧失的过程，更是用权力去剥夺权力的过程。政府改革不仅是转变职能的问题，更是政府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个真正的政府：要从一个权威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投资政府向财政政府转变。

　　高尚全教授建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来看，需要尽快设立由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督查评估。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否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考虑到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但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名称不能没有，因为财经领导小组的名称难以包含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改革。

　　迟福林教授认为，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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