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出生率低位徘徊，计划生育政策面临较大调整压力。当下处于人口政策最佳调整期，应尽快对“单独生育二胎”松绑，按照渐进方式放松“二胎”政策，释放改革红利。一种较可行方式是，在2014年按照自愿申请原则，对于出生率较低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优先放松“单独生育二胎”政策；2016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单独生育二胎”。

　　首先，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稳定低生育期，综合生育率和意愿生育子女数在最近十余年内相对较低，具备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的现实基础。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出生率年均增长0.57%，较上个十年的1.07%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未来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将逐渐消失。从供给角度判断，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核心变量，新生人口增速下滑将对我国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巨大，调整人口政策，逐步乃至全面放宽“二胎”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冲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逐年提高，2011年已达9.1%，社会老龄化特征明显。有机构预计，到2030年后，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快速上升，全社会抚养老人压力巨大。与之相伴的是空巢家庭、失独父母、养老金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第三，“底部人口萎缩，总体人口增长数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造成我国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

　　2012年底，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4亿，相比2011年底减少345万，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首次减少。据推算，在政府不对人口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情况下，国内人口总数峰值将出现在2026年，达13.98亿。到2050年，国内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2.73亿。有研究指出，在总人口增加背景下，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人口红利窗口正逐渐关闭，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拐点已到来，这让当下调整人口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调整人口政策并不能彻底扭转我国人口结构老化的大趋势，但放宽“二胎”有利于提升消费拉动经济的力度，还能培育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婴儿潮”会广泛带动社会服务业蓬勃发展，展现出消费拉动经济的正能量。海外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服务业就业人数在“二战”后飞速上升，逐步从拉动经济的配角转变成为主角。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婴儿潮”就催生了美国健康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快速上升。

　　对于各方所担心的调整人口政策会导致人口激增、带来社会能源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选取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等地进行“二胎”试点。试点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酒泉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并未出现人口激增问题。当然，在全面放宽“二胎”政策后，在以往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较严格的大城市也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补偿性生育潮。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受教育程度提升、医疗健康水平提高及生活工作压力增加，妇女生育年龄普遍延后，生育意愿显著降低，从长期看生育率下降是人口学家的共识，所以当前调整人口政策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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