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海外投资风险，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8日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投资评级》，对26个国家的样本进行评级分析，旨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风险预警。该评级也是第一份由国内智库独立完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风险评级。

　　评级报告认为，生效的投资协定、较低的投资受阻和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对华关系衡量了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具体的投资风险，良好的对华关系是降低海外投资风险的减震器。”

　　“对华关系”指标是此次评级报告的特色指标，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量身打造。张明认为，中国需要创建适合自身国情需要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

　　德国风险最低、苏丹最高

　　评级结果显示，在选取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和中国投资额较大的共26个评级国家中，德国表现最出色，指标非常均衡，目前与中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投资风险最低，是唯一的AAA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韩国紧随其后。这些就是风险最低的前五个国家。

　　而苏丹由于南北分治，经济实力严重受损，国内政治和安全局势严峻，偿债能力薄弱，成为投资风险最高的国家。与苏丹同处B级风险的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评级报告认为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石油产业，国内外债务负担较重，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

　　评级结果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角度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5个大指标。在主权债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基础上，重点关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双边投资协定助推海外投资

　　该评级在对华关系指标中考察了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子指标，后者分为已签订且生效、已签订未生效和未签订三类。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王碧?指出，评级中将中美正在进行的投资协定的谈判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在美国的评分中，特意将其等同于已签署但未生效的国家。

　　而“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七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项下提及的内容。《决定》表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同时，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目前，中国已签订了15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今年7月，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有望在本周的第1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开启。

　　投资发达经济体正当时

　　报告指出，目前是中国投资者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海外投资的较好时机，不仅可以低价购得资产，亦可获得中国企业欠缺的高端技术。因为，报告认为，发达经济体一般经济基础好、政治风险低、社会弹性高。

　　但不能忽视的是发达经济体普遍承担较高的债务。同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有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歧视。比如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经济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但国内对中国资源和农产品的投资有疑虑，增加了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的风险。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曾因为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石油而备受关注，但加国内对中国国有企业资源类投资政策环境可能趋紧的态势也增加了投资风险。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投资风险较低。其中8个发达经济体全部排列前十，18个新兴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俄罗斯在前十位，新兴经济体中金砖国家排名普遍处于中游。

　　尽管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薄弱，多因素导致政治风险较高、社会弹性较差、偿债能力分化较大，但增长潜力较大，投资回报率较高，再加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新兴经济体是不少中国企业“走出去”试水的首选地。

　　与国家风险评级一样，中国海外投资也处于摸索和起步阶段。商务部政研室副主任吴频认为，“走出去”战略自2001年正式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很快，业务规模增长快、跨国并购多，除了传统的建筑承包，资源开发和市场开拓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吴频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低水平，与整体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实力不匹配。可以预见，未来对外投资会进入高增长期。相比于已相对稳定的外资吸收规模，未来对外投资是很大的增长点和亮点。海外投资面对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条件不断成熟，但风险也很大。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也认为，3.0版的中国经济将转向以“走出去”为重点，把影响力推向全球。“如何解决好"走出去"中的效益和风险管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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