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赏赐的原因，可以分为功赏、绩赏、德赏、庆赏、喜赏、贡赏六类，基本上历代如此。在此，我们单说归于庆赏一类的年终奖，一般又叫“腊赐”。
庆赏是国家节日或庆典时的赏赐。帝国册立太子、册封皇后、新帝即位、皇太子及冠、帝王生辰及郊祀、明堂大礼等，都会举行大赏。另，遇重要的节日，如立春，冬至等节日，也会赏赐。
汉代皇帝每年两次赏赐百官，分为春赐和腊赐。据《汉官仪》记载，春赐是“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60匹，执金带吾、诸校尉各30匹。武官倍于文官”。
腊赐则“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3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丞、郎各 汉尚书令印万5千。千石、六百石各7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5千”。（同上）
腊月接近年关，腊赐就与现在的年终奖非常相似了，因此，汉代的腊赐又常常被视为最早的年终奖。
为让官僚过肥年，腊赐明显厚于春赐，且不仅高官者得赐，连边郡小吏也有份，只不过数目很小而已。据说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钱，年薪大约25万元。仅腊赐钱一项，就比一年的工资还多。
北宋的文武百官工资很高，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像开封府包拯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每年折合人民币高达600多万元，跟现在的垄断国企高管的年薪有得一拼。
不知道是不是高薪的原因，宋朝官员的年终奖就不像汉朝那样大发特发了，而是每年冬至时，皇帝给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两坛黄酒。宋朝一石米大约相当于现在50公斤，这几件“年终奖”加总折算下来，也就几千元钱，对于高级官员来说，这更具象征意义，象征着皇帝对爱卿工作成绩的肯定。这有点像香港的做法，用高薪代替年终奖。
从汉、宋两朝年终奖可以看出，古代官员年终奖按权力等级标准发放，宗室、外戚以及高级官僚获得赏赐的机会多，中下级官僚获赏的机会很少。或者说，古代高级官员的年终奖由皇帝发，而中下级官吏的年终奖则由各级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
可是各级政府官员还能想什么办法呢？想要过肥年，无非是向下勒索而已。下面的官吏知趣的，会在年终大节时，层层向上敬奉，叫“炭敬”，其实就是年终节礼，故又叫“节敬”。
再有就是衙门创收用于发年终奖。譬如隋唐时，朝廷会给各衙门一笔基金“公廨本”，也有官吏们自己凑的集资款，由各衙门派专人放贷生息，进行创收，以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于是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放高利贷，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那些搞创收的人被称为“捉钱小吏”，规定他们每月交纳利息，做得好的还可以转为正式官员。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官署留大头，变成“小金库”，一部分拿来公款吃喝，一部分官吏私分，私分的形式就包括了发“年终奖”。
古代“帝国公司”以及其下属的“分公司”（各级政府），其收入来源相对稳定，哪怕是衙署创收，有权力作后盾，来钱也非常容易。这就决定了古代官员的年终奖比现在公司职员的年终奖要旱涝保收得多。
其实，就算今天，情况也是如此，譬如2013年台湾经济增长缓慢，市场不景气，企业日子难挨，员工的年终奖也跟着缩了水，可公务员的年终奖却没受到什么影响。高官年终奖最多可拿3.5倍月工资，这是官员非常看重的一块收入，就是没钱也要发奖金。至于内地如何，大家都耳熟能详，无须我在此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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