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人才必备“中庸”之德，绝非走极端之人。孔子曰：“过犹不及”。程子（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仅东方圣人执此说，西方圣人也认此理。例如比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亚里斯多德亦在《伦理学》中指出：“中庸之德就是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趋于两极端的。”他甚至把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归于“中庸”，认为“勇气，为恐怖和粗暴之中庸所存的德；节制，为佚乐和据守之中庸所存的德；惠与，为奢侈和吝啬之中庸所存的德；大度，为傲慢和卑屈之中庸所存的德；温和，为忿怒和圆滑之中庸所存的德；谦让，为倨傲和畏葸之中庸所存的德；机智，为诙谐和鄙野之中庸所存的德；友爱，为阿谀和简慢之中庸所存的德。”虽然近百年来中庸之说饱受攻击，但历史无情地证明，无论是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在其走极端路线的时候，其后果都必然是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足以为今日的浮躁学者及愤世嫉俗的“愤青”者戒，哪怕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盖莫能外。

　　其三，人才必为崇尚气节之人。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後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自古以来，无论是个人自律还是社会期盼，都要求知识分子气节为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关键时刻要敢于“以身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人才（名人）的要求尤其如此。虽然自从没出息的宋儒偷换概念，将“守节”之重担强加给妇女之後，文人气节日渐衰微，近代政治高压下能够守节之名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民心所向却未见其有多大变化，凡保守气节者总能得到万众仰慕，丧失气节者多为人所不耻。须知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都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代表，故文人失节，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凡号称或自称知识分子者，都应当对此有所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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