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七八点钟，穷富翁们已经开工了。黄岳永的任务是在黄大仙做楼盘保洁。他分摊了19层楼的垃圾清理。干到第五层，他开始缺氧，头晕，走走歇歇。他花3个钟头终于干完了保洁阿姨1个小时的工作量，垃圾车都走了。

到中午，黄岳永简直快歇菜了，想翻白眼，饭也吃不下，他问节目组：太体力活了，明天能不能换一份工作?这个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界精英开始相信有些活儿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田北辰则是去扫大街。他是名人，过去逛街最怕被人撞见，这回穿了清洁工荧光条纹的衣服，三尺之内无人靠近，到餐厅、商店借洗手间都会被拒之门外，“觉得自己像魔鬼”。他不敢买雪糕犒劳自己，“怕丧失斗志”。

前不久，作为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还坐在空调房里对于最低时薪高谈阔论，“18元每小时，不然企业家们都活不下去了!”但当了一天的垃圾工，捧着便利店的盒饭，他却嘀咕，“每小时28块，也只是够用。”

JuJu、Eric和Cisy都是去茶餐厅打工。Cisy感叹，“这两天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这一次真是死去活来。”到了傍晚，黄岳永可算回过神来。他试图回到楼道间的厕所里洗个澡，没热水，就捏着水管站在茅坑上冲凉，突然间楼上抛下一盒吃剩的方便面砸在不远处，灰溜溜的老鼠们嗖嗖地从莫名的角落钻出来，在他面前抢得欢实。从此他再也不愿进那间厕所。

深夜里，黄岳永忽然变卦了，他打算明天继续去黄大仙倒垃圾。因为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跨代贫穷

工作之余，JuJu会教信誓念书。因为香港住的地方太贵，家里实在没有摆桌子的空间了。于是这个圆脸的小男孩在床上做功课。他不爱学习，JuJu花了一个小时，勉强教会了他三个单词：you，we，they。

在穷人间“潜伏”的日子里，黄岳永认识了一个孩子，来香港六七年，孩子甚至没有见过大海。而这样始终困在深水埗，不敢迈出去的孩子还太多。

在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再努力也是原地打转，找不到翻身之日。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花时间挣钱，还是花时间照顾子女?

很多时候，他们选择前者。于是，贫穷像世袭，遗传到下一代，“跨代贫穷”开始成为香港社会的关键词。而特区政府对待贫穷问题，倾向于“大市场，小政府”，强调个人努力，要自力更生，许多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掉进“培训—短期工作—失业—再培训”的轮回。

和周国丰同屋的80后阿堃，会考零分，工作了8年，兜兜转转，现在在读副学士(相当于内地的专科)。期末了，阿堃去参加考试，桌面上摆着试卷和下一学期的学费单，他做着试卷，脑子一团乱，心思都在那张几万块的学费单上。《穷富翁大作战》的节目组问全职太太Cisy的女儿Tifany，你的理想是什么。Tifany说，写书。

节目组又问一个贫民窟的女孩海萍，海萍说她的理想是当医生，因为当医生可以挣大钱。节目组继续问，你觉得父母可以供养你成为一个医生?海萍笑了，应该不行吧。

Tifany从小就坐飞机环游世界。海萍连香港的地铁都不会搭。

全职太太Cisy感慨：“起跑线相距很远。如果她们在跑100公尺比赛，相信我女儿的起跑线是在200公尺……”

答案是C

后来的几天，黄岳永明显得心应手了，速度加快，还和保洁阿姨们交了朋友。当顺利在规定时间里倒完了19层垃圾，他兴奋地对着镜头打出“V”的手势。

JuJu有点享受成功包好一只云吞的成就感。

在奶茶店打工的周国丰也顺溜了，一连几个钟头打仗似的调奶茶，也不至于塞车。但他明显觉得自己的思维停滞了，“像齿轮在转，看不到任何方向，看不到任何前途”。他的偏头痛开始发作了。

田北辰感觉自己很奇怪，这两天只是考虑吃东西，完全没有别的盼望。“最重要是解决下一餐，怎么会计划下礼拜、明年、将来会怎样?”

Eric算是最乐观的。他已经能把硬纸壳叠得刚刚好，他把它想象成弹簧床里的弹簧。不过他的脊梁骨也快扛不住了。他说：“我知道我是在真人秀，有一个期限，但对其他人来讲可能没有期限。”

长期的机械工作正在蚕食大富翁们的智商，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失去目的，失去表达要求的能力。有人在最后一天选择了放弃，陷落到这样的贫瘠里，看不到一点希望。

最终，富翁们的答案很悲观，一致是C。田北辰终于承认单有斗志是无力的，“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弱者越弱，越来越惨。”

上一篇 : 暂无             下一篇 : 烤地瓜机 烤地瓜机烤地瓜的原理